酋长的大使(怎样刷木喉的声望)

1、酋长的大使，怎样刷木喉的声望？

木喉要塞声望在达到尊敬一半的时候，杀普通的冬泉熊怪就不能涨了。所以每次做冬韧豹任务，我总要争取杀几个冬泉酋长，杀酋长是可以涨25点声望的。这样在我拿到冬韧豹的时候，木喉声望达到了崇敬。

本来抓紧点时间，可以在19出来的第一天就达到木喉要塞声望崇拜。可惜买了冬韧豹放了自己几天假，四处乱转，呵呵，兴奋嘛。结果19出来一星期后才刷到崇拜。

从木喉要塞的崇敬到崇拜，我用了20天左右，不是很快，的确杀熊怪杀的自己快晕菜了。怎么说自己也杀了有上万只了（860次冬泉任务就是8600只，再加上“冬泉熊怪的活动”任务也有几千只）。到了后期，冬泉的寒水村和木喉要塞附近全是刷声望的玩家，一个熊怪刷出来没半分钟就被杀，自己都觉得有些残忍。咳，虚伪的人类啊，好比吃饱了饭又去可怜待宰的猪羊了。呵呵。

1.9之前，在木喉要塞声望到了尊敬一半以后，就必须反复完成一个“冬泉熊怪的活动”任务，在木喉要塞冬泉出口那里接，是要你杀死冬泉守卫、冬泉探路、冬泉图腾师各6个，完成后增加75点声望。

其实这个任务相对冬泉豹子任务好做一些，毕竟这些怪容易杀。我一个迅影套装的盗贼，拿觅心者和混乱匕首（装备是一般些，因为没怎么去过MC），依然可以10分钟做完一个任务，而且中间不用停留。当然前提是没人和你抢怪。

而且，在木喉要塞杀冬泉熊怪，交任务比较方便，而且玩家少。但奇怪的是，经常发现部落57左右的人来这边杀，不知道是做任务还是刷装备。

但在1.9出来以后，冬泉谷的人数激增，想必是觉得这里既可以加声望，又掉符文布。

1.9以后，我不能接“冬泉熊怪活动”任务了，但是有些玩家还能接。可能是因为我的声望到了崇敬，而他们还没到尊敬的关系。

不过，又出来另外一个任务：“冬泉魂珠项链”。这个任务是收集5个项链。5个项链可以换50点声望。这项链只要是冬泉熊怪都有几率掉，掉率基本上在30－40％左右。其实，按时间上来算，这个任务的难度并没有降低，因为掉率这东西太不稳定，有时可能连掉5个，有时杀半个小时也攒不过3个。

这个任务有个好处就是，你可以攒很多项链一起去交，我一般是绕冬泉跑，攒够100个项链去换1000点声望。省了跑路的时间还是方便一些。

当你和众多玩家抢杀冬泉熊宝宝抢到熊怪和你都郁闷的时候，你突然发现自己已经够了崇拜的条件了，你在那个门口的木喉熊怪那里升到了崇拜。

这小子的对话里有一句：你交来的项链越多，我就越能帮你说更多的好话。怎么感觉象个奸臣呢？

没关系，当你声望到了崇拜以后，不用再理会它脑袋上那个大大的蓝色问号，直接进木喉要塞里找那个独眼黑熊怪。（这个就是当年卖给你一个垃圾医疗包的奸商）

它会交给你一个让你郁闷到死的任务，大体是这样的：“我们发现了导致冬泉熊怪堕落的原因，这是因为一个恶魔控制了他们，你要杀掉这个恶魔解放冬泉熊怪云云”。靠，简直是，杀了你一万多个同类以后，你才发现同类堕落的原因。这根本就是险恶用心啊。

它会交给你一个火炬，到冬泉酋长那里召唤恶魔。是个60精英。一个人是杀不了的，我叫了工会在附近刷怪的一个术士和一个法师，轻松搞定。不过小心的是，这恶魔临死前会出现一个类似自爆的法术。不知道伤害多少，但我一千的血就一下子爆没了，那个法师也同时被秒。剩下他老婆一个术士紧张的叫我快复活拿任务物品。

如果一次没完成，可以过5分钟再用火炬去召唤。不过不掉什么东西，除非你接到那个任务。

当你复活后拿了一个箱子中的灵魂物品，你就可以找那个独眼熊去交任务了。这时会发现，熊怪要收回那个火炬，然后给你一个紫色的“木喉防御者”。

这个饰品，可以召唤一个叫“木喉先祖”的熊怪，半透明，法系攻击，持续10－15秒。可以帮你施放闪电箭攻击敌人，据说可以帮你治疗，但是我希望它能优先治疗一下自己。因为我特意去杀深渊火BOSS的时候试了试，我召唤，我召唤，我召唤了好几次没有成功，当我成功黑白显示时才发现，我的这个护卫者早就被秒了。另一次，杀费森林的铁木。人家铁木两下把它打的半血，而这位“先祖”还不遗余力的放闪电箭呢。

结论：这就是一个好玩。

总之，这个独眼熊会告诉你，虽然你消灭了导致堕落的恶魔，但是恶魔的影响不会立刻消除等等之类的蠢话。这意味着：还有更多玩家要受到这家伙的欺骗去杀更多的熊怪。让你不禁考虑，是不是这家伙的脑子被浇过硫酸。

不过，重要的是：奖励了这个任务后。独眼老骗子会交给你另外一个任务“重铸和平”。想必是被冬泉熊怪骚扰怕了，让你当和平大使，去铁炉堡找铜须国王，代表熊怪一族和联盟结盟。为什么去找矮人而不去找人类，看来这老骗子也能看出人类说话不管用了。

你这个熊怪大使颠颠儿的回到铁炉堡，你威风的时候到了。你和铜须一说话，国王先生立刻对你尊敬万分，灌了你一瓶又一瓶的迷汤。他放出了这个BT任务最牛X的奖励，他扯着嗓子大喊“这个好消息要让大家都知道，月夜的传说（也就是我啦），联盟的盗贼，在铁炉堡获得了无上的荣耀，他在整个联盟也将得到永远的尊崇。他在与木喉要塞的外交事务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出色地履行了自己的使命。让我们为月夜的传说（还是我啦）欢呼三声吧－联盟的英雄！”

然后联盟所有声望增加400点。

不过，我选错了时机，我应该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再去交。因为这些呼喊为我招来了工会众多衰人的BS。

抄的~

2、英雄联盟外号是动物名称的英雄有哪些？

英雄联盟外号是动物名称的英雄有哪些？在英雄联盟的众多英雄中，有着非常多的英雄我以后都是动物名称的。那么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到底有哪些英雄他们的外号是动物名称呢？下面就一起来看一看吧！

狮子狗（雷恩加尔）

这个英雄也是一个可以上演血条消失术的英雄，基本上一套连招下来脆皮就没了。但是至于这个外号是怎么来的小编就不太清楚了。

螳螂（虚空掠夺者）

这个应用的话和雷恩加尔是一对宿敌，而且据说雷恩加尔的那只眼睛就是被螳螂所伤。这个英雄也是小编比较喜欢玩的一个英雄，毕竟伤害摆在那里。

狗熊（沃利贝尔）

小编觉得这个英雄的话还是非常强的，爆发伤害也不是很低，关键是够肉，一般的英雄还真打不死他。也是小编比较喜欢玩的一个上单英雄。

狗头（内瑟斯）

这英雄怎么说呢自从改版之后登场率还是有所增高的，小编也用改版过后的狗头打过一次野，蛮好用的，不过现在狗头又没有什么人玩了基本上很难见到。

鳄鱼（雷克顿）

这个英雄能玩小编最近也在练习，因为确实是非常的强，而且和上面的内瑟斯是一对兄弟。小编建议就是如果想玩鳄鱼的话，可以去看一下超哥的鳄鱼，真的非常强。

蛤蟆（塔姆）

这个英雄在上路是非常强势的一个英雄，至于为什么叫他蛤蟆，可能长的就像一个蛤蟆吧！不过按理来说它应该是一条鲶鱼才对，我很少有人叫塔姆为鲶鱼的。

大虫子（科加斯）

这个英雄现在好像是只有一个最大体型了，只要达到了这个题型就算你再怎么吃也不会增长你的体型了。不过这个英雄还是非常好玩的，一口下去那个真实伤害简直不要太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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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乾隆皇帝为何要掩盖死因？

因为雍正皇帝的去世原因很尴尬，在电视剧《雍正王朝》里面，为了响应国家改革的伟大号召，把雍正皇帝进行了拔高处理，说雍正皇帝死于劳累，实际上雍正皇帝真正的死法是身体不好，加上长期劳累，最后误食丹药而暴毙。

雍正皇帝登基的时候就已经45岁了。他在青壮年时期的身体状况，虽然不属于那种羸弱多病的病秧子，但也绝非是和父亲康熙皇帝和儿子乾隆皇帝那样骁悍强健，只能说一般般，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为此，雍正皇帝还对自己的身体素质进行过自我评价。

雍正四年，他将自己与父亲康熙皇帝做过一番比较，这样说道：“皇考60年来所做所行之事，朕有能力效法的，没有一件不是不崇敬的效法的；朕没有能力效法的，则朕只能日日夜夜勉励自己。……皇考神武天授，骑马射箭的技能超越千古，草原蒙古汉子们见了也无不惊服的。而朕的射箭技能，远不及皇考矣。”

女真部族最初本来就是游猎民族，骑射技能是游猎民族的特点。

康熙皇帝在继承和发扬这一传统的基础上，无论对自己还是对自己的众多儿子，要求都很是严格。

每次木兰围猎，随军出征，康熙皇帝都要带着众多儿子一起，这无不包含有康熙皇帝锻炼皇子们的骑射技能和身体体魄的意思在里面。

当时的四皇子胤禛若是精于骑射的人，在多次秋狝与从征的活动中，不可能没有关于他这方面的名声的记载，而不致于到了登基为皇帝的不惑之年，骑射技能依然一般般。

由此可以推断，雍正皇帝青壮年时期，骑射技能一般般，身体素质也一般般，性格也属于那种沉默寡言，冷静思考的类型。

登基之后，雍正皇帝由于面临着八王爷等人的朝堂斗争以及康熙晚期遗留下来的种种社会积弊，不得不把全副精力投入到朝堂事务中去，“自朝至夕，凝坐殿室，披览各处章奏，目不停视，手不停批，训谕数人，日不下千百言”。

他自认为比父亲康熙皇帝还要勤政，实际上也是这样做的，可以说是一个十足的工作狂，为此他还进行过自我评价：“自古帝王，未有如我皇考还勤政者。即皇考之勤，亦无自朝至暮办事之理。”

雍正皇帝工作狂到什么地步？

在位13年的时间里，一共有四万多件奏折上写上批语，还批阅了近二十万件的部本、通本，累积写下1000多万字，平均一年76万字，写字之多堪比专业写文章或者小说的作家、小说家。

除此之外，他还要召开朝会，召见王公大臣，处理军国大事，咨询社会民生。无论军务、税收、粮食产量、民间生活水平、科考等等，几乎事事过问。

当然，雍正皇帝之所以如此勤奋，与他个人的经历和养成的性格也有关系。

由于康熙皇帝的赫赫威名，他认为自己很难超越父亲。

于是他自认为事事不及父亲。要想成为一位好皇帝，只能亲身阅历以洞悉下面民情。

于是他“为世道人心长久之计”，日日夜夜宵旰忧勤，严抓“臣下之结党怀奸，夤缘猜忌，欺罔蒙蔽，阳奉阴违，假公济私”等恶劣习性，使得社会环境为之一清。

一个人若整日埋在这样繁重的工作中，日久天长，健康必然要受到损伤，而且是不可逆转的损伤。

雍正四年，雍正皇帝还未满50岁，他就对身边的人说自己的精力不足：“皇考圣体康强，如天行之常健，春秋已高，犹不减壮盛之时，而朕之精力又不及皇考矣。”

雍正皇帝就像一匹励精图强，却逐渐衰弱的老马，奋力地拉着康熙皇帝给他留下的这辆沉重且庞大笨重的车，企图将其拉回偏离的正道。

雍正七年底，当八王爷、年羹尧、隆科多等大臣的事情都处理完毕之后，又颁发著名的《大义觉迷录》，稳定思想，稳定人心，当国事家事都趋于稳定，雍正皇帝疲劳、衰弱的身体再也无力支持，一下病倒，这一病不得了，断断续续拖沓了一年。

对于这场大病，《史料丛编》记载了雍正皇帝自己的看法：“朕从去年冬季就感觉到了自己身体的不适，但是因为工作原因而疏忽，未曾留心调整和治疗自己的身体。自今年(雍正八年)三月以来，朕经常发寒热病，饮食也不如平时的胃口好，夜间也很难熟睡，稍有风吹草动就被惊醒，如此已经有了两个多月了。五月初四怡亲王病逝，朕亲自为其办理丧事，发抒哀痛之情。过了一天，留心试察，突然感觉身体内从前不适的情况逐渐在消退，现在已经恢复如初了。”

其实事实并不尽如此。

雍正八年五月，雍正皇帝的病情略有好转，结果到了九月，又一度加重病情，直到十月才算平安战胜这场疾病。

这场将近一年的寒热病，差一点要了雍正皇帝的命。

关于雍正皇帝这场病的严重程度，当时最受宠信，也是口风最紧的汉大学士张廷玉在自订年谱中，有过零星记载：“(雍正八年)自春秋，圣躬违和，......并与御医商订方药，间有密旨，则命廷玉独留。”

“十月，圣躬安全。……数月之中，朕躬得以静养调摄者，实赖伊等翊赞之力也。今朕躬已经痊愈，宜加恩赐，以褒良佐，以励臣功。”

对此，张廷玉等大臣认为自己受之有愧，再三对雍正皇帝进行恳辞。

雍正皇帝却说：“你们建立的功勋甚大，而且在疆场汗马建立的功勋之上，朕的意思已经定了，不必再三进行推辞。”

雍正皇帝此次患病的严重，还可从他曾将遗诏的内容透露给大臣这一点得到证明。

雍正十三年雍正皇帝暴毙之后，张廷玉在追述当年情形时说：“大行皇帝因传位大事，亲写密旨。……此旨雍正八年九月曾密示廷玉。”

乾隆皇帝也记载了这件事：“八年六月，圣躬违和，特召臣(指乾隆帝)及庄亲王、和亲王、果亲王、大学士、内大臣数人入见，面谕遗诏大意。”

尽管乾隆皇帝记载的和张廷玉记载的有差别，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在这场大病中，雍正皇帝的确向亲信大臣们谈及自己遗诏的事。

从这些史料记载中可以看出，雍正八年雍正皇帝患过的这场大病，肯定差点危及性命。否则，他不会违背自己创立的秘密建储的初衷，将传位这种军国大事透露给大臣们。

而且雍正皇帝也不会因为张廷玉所谓的赞襄朝堂事务“公正无私，慎重周详”就破格进行加恩奖赏，还特意强调张廷玉等大臣所建立的功勋“在疆场汗马建立的功勋之上”并且还三番五次向乾隆皇帝等人交代，务必让张、鄂二人配享太庙。

由此可见，张廷玉等大臣为挽救雍正皇帝的性命而立有特殊功勋。

一个53岁的人患了这样一场大病之后，身体的健康程度肯定越来越差。

若是保养调理得法，还可以多延续几年，若是乱施医治，则很容易出大事故。

而雍正皇帝却正是持后面这种态度，病急乱投医。

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三日子夜，雍正皇帝病逝于圆明园。

张廷玉在《年谱》中记载了与雍正皇帝之死有关的一些情况：“十三年八月二十日，圣躬偶尔违和，犹听政如常，未尝有间。……至二十三日子时，龙驭上宾矣。”

从这段记述中不难看出，雍正皇帝不是突然病逝的。雍正皇帝在病逝前至少有两天患病的历史。

而雍正皇帝在雍正八年病重后身体状况不佳，这对他的病逝又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潜在因素。

一个有这样身体基础且年近六十的人，在“违和”两天之后就死亡并不罕见。

但是胤禛到底是因为什么病而病逝的呢?

由于缺乏直接史料，加上乾隆皇帝对此忌讳莫深，我们只能从雍正皇帝病逝前后的一些相关的活动情况进行分析推测。

乾隆皇帝在登基继位之初颁发的一系列谕令，可以给一些启示。

乾隆皇帝在雍正皇帝病逝后三天内，雷厉风行地下令处理了38件大事，其中三分之二以上是与雍正皇帝葬礼直接相关的，比如怎样颁发遗诏，如何确定丧礼礼仪，王公大臣、皇室宗室应如何前来祭奠梓宫等等。

与雍正皇帝丧事无关的仅有12件，而大部分又是新旧朝交替之际必须要处理的一些国家事务，比如尊封皇太后、皇后、如何处理宫廷的妃嫔们，以及对朝堂内外大臣及各个衙门机构提出新的要求等等。

上述诸事，是任何一位嗣位新君都不能掉以轻心的。

因此，乾隆皇帝这样做是无可厚非，也是必须需要处理的事务。

但是，在这12件与丧事无关的事情中，并非全部都是当务之急的国家事务。

其中有2件，是针对宫廷内部情况而发的。

第一件，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五日，也就是雍正皇帝病逝后第三天发出的谕旨：“.....内监等，国家事务毋许妄行传说，外言亦无得传人内廷，犯者正法。”另一件，同一天乾隆皇帝命令都统莽鹄立传下谕旨，驱逐宫廷中的奇人们，《国朝宫史续》记载乾隆皇帝的一段话：“皇考万机余暇，闻外间炉火修炼之说，圣心深知其非，聊欲试观其术，以为游戏消闲之具。因将张太虚、王定乾等数人置于西苑空闲之地，圣心视之与俳优人等耳，未曾听其一言，未曾用其一药，且深知其为市井无赖之徒，最好造言生事。皇考向朕与亲王面谕者屡矣，今朕将伊等驱出，各回本籍。……捏称在大行皇帝御前一言一字，以及在外招摇惑众，断无不败露之理，......定严行拿究，立即正法，决不宽贷。”

不准内监宦官们闻风妄行胡说，这件还可以勉强说是乾隆皇帝在处理宫廷事务。

驱赶奇人们这件事，则使人非常困惑不解。宫廷中养一些奇人们并非雍正一朝，几乎历朝历代都有，清朝也有，顺治皇帝、康熙皇帝都有过，何以在雍正皇帝病逝后三天就迫不及待将他们驱逐出宫?

况且清朝对奇人们抓得极严，与其他朝代不一样，清朝宫廷中奇人很难干涉到国家事务。

这不能不使人感到，“内监传闻”和“宫中奇人”与雍正皇帝病逝是不是有一定的关系。

雍正皇帝生前对待宫廷内的奇人们的态度是否如乾隆皇帝所维护的那样“以为游戏消闲之具”，“与俳优人等”呢?

答案是否定的。

雍正皇帝在一件自己朱笔写的谕旨中，曾明确要求河东总督田文镜、浙江总督李卫、云南总督鄂尔泰、署川陕总督查郎阿、山西巡抚觉罗石麟和福建巡抚赵国麟为他寻找民间奇人：“可留心访问，有内外科好医生，与深达修养性命之人或奇人，或讲道之儒士、俗家，倘遇缘访得时，必委曲开导，令其乐从方好，不可迫之以势，厚赠以安其家，一面奏闻，一面着人优待送至京城，朕有用处。”

与此同时，雍正皇帝在宫廷中也采取了与奇人们有关的相应活动。

比如文献档案中有记载：“雍正十年二月初三，铸炉作缮房总管王太平传旨，着将仙炉样画些呈览。”“十年二月初十，奉旨照某某束腰仙炉样式铸造。”“十年七月二十五日，造成某某束腰仙炉一件，后又一件。”

这种所谓的仙炉，有可能就是雍正皇帝为了炼制丹药所用的器具。

同时，还有向宫廷中及圆明园运送大量炭、煤、铜等原料的记载。

比如文献档案中记载：“雍正十年正月初三，领催白士秀来说，总管陈九青传南薰殿用炸子煤二千斤，初六要二千斤，初十要五千斤，十一要红铜条二斤，二十要炸子煤一万斤，二十六要白炭一千斤，二十八要红铜条三斤，三十要黄杭细挖丹见方一副。”“二月初二，南薰殿要。系里边用炸子煤三千斤，初五要一万斤，十一要白炭二百斤，十八里边用炸子煤三千斤，二十二要一万斤。”

从上述文献档案内容可以看出，如此大量用煤、炭，并不是用在宫廷内取暖或做饭上，因为这两项用煤炭都有固定份例，并不需要进行另外的单独记录；同时南薰殿(在西华门内)、圆明园头所六所均为僻静之处，并非住所，况且在炎热的夏天也不需要用煤、炭来取暖，因此，不能不想到这些煤、炭是雍正皇帝炼制丹药所需要用的燃料。

此外，雍正皇帝对奇人们的法冠还十分关注，也可以从侧面说明问题。

“十年二月十六日，太监沧州传旨：著将法冠象牙填巴尔伞木香的、密蜡的、龙油珀的各作些，随簪。钦此。 “作木样呈览。奉旨：具照样准作。但象牙填香法冠中间的梁不好，可在两旁再添二梁，分作三重，再将月牙形法冠并象牙法冠各作几件。再照颁珊瑚九龙法冠样式将龙油珀法冠作几件。”“三月初三做得样子，奉旨准做，花纹往精细里作。”

雍正皇帝所要求的法冠，不仅品种繁多，质地珍贵，而且“花纹往精细里作”。

奇人们如果仅仅只是宫廷中的“俳优”，雍正皇帝大可不必在他们的服饰上如此用心。

由此可以看出，雍正时期，奇人们在宫廷中地位的特殊性。

历朝历代皇帝中，访求奇人，以求长生不老之术者不乏其人。

年老体衰的雍正皇帝豢养、重视奇人，即使不是为了万寿无疆，也至少是为了治病强身这个目的。

奇人们进行推拿，炼制丹药，在某种意义上讲也是古代社会一种治疗方法。如果对症下药，未必完全无用。

雍正皇帝如此重视奇人，可能是奇人的治疗对他的疾病起到过一定的作用的结果。

奇人可能有些是医师，但是并不是每个奇人都是医师，何况雍正皇帝的身体状况并不是一般的医师所能处理好的。

加上奇人最擅长的并不是医学，而是化学，这也导致了很多古代皇帝的悲剧性结局。

如果我们把雍正皇帝对奇人们一贯重视的态度，与乾隆皇帝登基继位之初对奇人们采取的果断措施联系起来看，就可以感到，雍正皇帝之死，与长期服用丹药有着很紧密的联系。

至少丹药严重损伤了雍正皇帝的健康。

乾隆皇帝对于宗教一直是比较超脱的，不怎么感冒的，加上他目睹了雍正年间权力斗争的反反复复和残酷性，又从《大义觉迷录》中看到社会流言对自己父亲的众多诽谤，因此在登基继位之初才下达了那两份意味深长的上谕。

正是这两份上谕，为我们了解雍正皇帝的死因提供了线索。

并不是乾隆皇帝阴谋篡位而遮掩雍正皇帝的死因，而是为了保住雍正皇帝的英明名声和为了国家稳定、朝堂稳定才掩盖雍正皇帝的真正死因。

4、为何说张光晟是唐朝最有争议的名将？

其实之所以会这么说，肯定有所依据。下面我们就来一一分析其中的缘由。

张光晟（？－784），陕西盩厔(zhōu zhì

)（今陕西周至）人，唐代中期北方军人，施恩不图报的义士，边境护国的良将，屠杀使团的刽子手，命运捉弄的叛臣。

唐天宝十五载（756）六月，潼关守将、兵马副元帅哥舒翰在玄宗皇帝的严令下，痛哭流涕出关迎战，结果掉入叛军的埋伏，全军覆没。“哀哉桃林战，百万化为鱼”，近二十万将士，或膏锋锷、或填沟壑，活下来的也多半做了叛军的俘虏——包括主帅哥舒翰本人，而侥幸逃出生天的只有八千余人。

兵荒马乱中，担任先锋的步兵统领王思礼的战马中流矢而毙，似乎也是在劫难逃。可就在此时，他获得了拯救。一个年青的骑兵经过此处，将战马让给了这个倒在地上、狼狈不堪的将军。然后他就一言不发地走入了溃逃的乱军，走入了未知的命运。

三年之后——这场祸乱却还没有平息的迹象，玄宗皇帝被儿子赶下了台，祸首安禄山被儿子要走了命，而昔日的潼关败将王思礼，已经官至司空兼河东节度使，成为举足轻重的朝廷大员。

此时，代州刺史辛云京正象热锅上的蚂蚁。数年平乱的艰辛可以不说，可是同僚们屡屡的小报告却不得不防，况且，他也不是全无过失可挑的完人。他已经得到了消息：新任上司王思礼十分震怒，悬在他头上的斧子就要砍下来了。而他除了急得团团转，竟没有一点办法可想。

这时，那曾经照拂王思礼的天使之光又降临到辛云京的头上。他麾下一名小军官开口了：“我曾经帮过王司空一个大忙，过去从不提起，是因为耻于以此受赏。现在使君忧迫，我愿意去见司空，则使君之难可解。”

当辛云京的信使出现在面前，王思礼一眼就认出了这位救命恩人。顿时，满面肃杀化作了春风拂面，位高权重的司空大人握住小军官的手泪流不止：“吾有今日，子之力也。求子颇久，竟此相遇，何慰如之？”

由此，张光晟从一个默默无闻的群众演员成为了历史大戏上有名有姓有戏份的角色。王思礼的报答是非常丰厚的，他不但爽快地赦免了辛云京的种种过失，更与张光晟结为兄弟，赠给他田宅缣帛，并“即日擢光晟为兵马使，累奏特进，试太常少卿，委以心腹”。

一年以后，王思礼就病逝了。能在生前回报这一大恩，对双方都是值得快慰之事。后来辛云京继任为河东节度使，他也知恩图报，立刻表奏张光晟为代州刺史。

护国良将

张光晟在这个职位上度过了很长一段波澜不惊的时光——当他再次出现在历史记载中，已经是十几年之后了。大历十三年(778)，回纥的入侵终于使他获得了显露才能的机会。

《旧唐书 代宗本纪》载：“春戊辰，回纥寇太原，(河东留后)鲍防与之战，我师不利。……二月庚辰，代州都督张光晟击回纥，战于羊武谷，破之。”

同书《回纥列传》记载略详：“十三年正月，回纥寇太原，过榆次、太谷，河东节度留后、太原尹、兼御史大夫鲍防与回纥战于阳曲，我师败绩，死者千余人。代州都督张光晟与回纥战于羊武谷，破之，回纥引退。先是，辛云京守太原，回纥惧云京，不敢窥并、代，知鲍防无武略，乃敢凌逼，赖光晟邀战胜之，北人乃安。”

回纥从何地入寇河东未见记载，但进军线路还是比较清楚的：由南向北，在阳曲（太原以北）击败唐军主力，在河东横行月余，“获羊马数万”，然后带着抢掠的大批物资从忻、朔回军。而张光晟主动出击拦截于羊武谷(今崞阳西三十里），打破了回纥的如意算盘。

这两份记载都过于简略，多大规模、战果怎样，都没有明确说明，只有“北人乃安”一句，可证其价值。这一战的意义不仅于此：后来回纥登里可汗又欲东侵，其相顿莫贺达干劝谏：“吾前年侵太原，获羊马数万，可谓大捷，而道远粮乏，比归，士卒多徒行者。今举国深入，万一不捷，将安归乎！”虽讳言羊武谷之战之得失，但“粮乏，士卒多徒行者”，足以说明先前“获羊马数万”的“大捷”都成泡影。而此战的最大价值，恐怕还是给回纥人造成的巨大心理阴影——劝谏无效后，顿莫贺达干利用民众的畏惧和不满，杀登里自立，可说亦是羊武谷之战的间接后果。

在那个内忧外患的年头，这次胜利给应对不暇的唐王朝挽回了一点面子。张光晟也因此走上了他人生的顶峰。升任单于都护、兼御史中丞、振武军使。代宗皇帝对他特别委以重任：“北蕃纵横日久，当思所御之计。”张光晟也的确不负重望，“至镇，威令甚行”。 可是两年以后，张光晟陷入了一个他自己制造的大旋涡。

边境屠夫

安史之乱不但终结了唐王朝的盛世，也剥掉了“天可汗”的威风。为了平叛，唐王朝不得不借助回纥的力量，双方的关系随之逆转。早在宝应元年（762）就发生了“拜舞事件”：时为天下兵马元帅的皇太子、雍王李适（即后来的唐德宗）至陕州会见登里可汗时，因为礼仪问题发生冲突，李适尽管以“年少未谙事”避免了皮肉之苦，他的几个随员却都被毒打，有的还被打死。这次事件被唐朝称为“陕州之辱”。

平叛中回纥已是暴行累累（“回纥入东京，肆行杀略，死者万计，火累旬不灭。”“登里可汗归国，其部众所过抄掠，廪给小不如意，辄杀人，无所忌惮。”），安史之乱过后，唐朝国力衰弱，内患尚难于应付，更无力经营四夷，回纥则气焰高涨，不但多次入侵袭扰，就连寄居在长安的回纥人也是肆无忌惮，在此时的历史记载中，几乎每一年都可以找到回纥人的胡作非为：

代宗大历六年(771)“正月，回纥于鸿胪寺擅出坊市，掠人子女，所在官夺返，殴怒，以三百骑犯金光门、朱雀门。是日，皇城诸门尽闭，上使中使刘清潭宣慰，乃止。”

大历七年(772)“七月，回纥出鸿胪寺，入坊市强暴，逐长安令邵说于含光门之街，夺说所乘马将去。说脱身避走，有司不能禁。”

大历十年（775）“九月，戊申，回纥白昼刺市人肠出，有司执之，系万年狱；其酋长赤心驰入县狱，斫伤狱吏，劫囚而去。”

而唐王朝对此只能一味委屈容忍。甚至发生了回纥入寇太原，纵兵大掠的侵略战争后，“亦不问回纥入寇之故，待之如初”。后来，大历十四年（779）“回纥留京师者常千人，商胡伪服而杂居者又倍之，县官日给饔饩，殖资产，开第舍，市肆美利皆归之，日纵暴横，吏不敢问。”而皇帝的对策，也只是下诏要求“回纥诸胡在京师者，各服其服，无得效华人”而已。

看着这些记载，真叫人感觉时空错乱，弄不清到底是盛唐还是清末，由此也就不难理解《旧唐书》中回纥“邪恶的野蛮人”形象了：“人性凶忍，善骑射，贪婪尤甚，以寇抄为生”，这个单方面评价当然未必完全公正，但无疑反映了中原人对回纥的普遍的厌恶和恐惧心理。

这种主客异位不但给唐王朝带来了无穷烦恼，也在不知不觉地侵蚀着回纥民族原本刚健质朴的精神：“初，回纥风俗朴厚，君臣之等不甚异，故众志专一，劲健无敌。及有功于唐，唐赐遗甚厚，登里可汗始自尊大，筑宫殿以居，妇人有粉黛文绣之饰。中国为之虚耗，而虏俗亦坏。”被惯坏了回纥贵族越来越离不开大唐的奢侈品，也就对压榨这个虚弱的帝国越来越兴趣浓厚了。

及唐代宗崩，登里可汗打算趁火打劫，顿莫贺达干劝谏无效，干脆举兵击杀登里可汗，还一并杀掉唆使登里南侵的九姓胡二千人，自立为可汗，遣使入见，“愿为籓臣，垂发不翦，以待册命”。一场危机居然轻易化解，德宗皇帝大为高兴，命京兆少尹源休出使回纥，册封顿莫贺为武义成功可汗。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严重事件，使“化干戈为玉帛”的希望，转瞬成为泡影。

顿莫贺达干的叔父突董，此时正在长安。因“代宗之世，九姓胡常冒回纥之名，杂居京师，殖货纵暴，与回纥共为公私之患”，德宗即位后，颇思振作，命令突董带着他手下的那些真假回纥归国，实际上等于驱逐出境。突董倒也不敢抗命，带着他那些喽罗和多年来巧取豪夺的大批辎重启程，可是骄横跋扈仍然不改。到了振武，“留数月，厚求资给，日食肉千斤，他物称是，纵樵牧者暴践果稼，振武人苦之”。丝毫也没有觉察唐人早已是怨恨满腹，更不曾料到张光晟正在酝酿着一个宏大的“最终解决计划”。

张光晟欲杀回纥的动机，说法不同，《资治通鉴》说是为了“取其辎重”，而《旧唐书 张光晟传》载：“回纥突董梅录领众并杂种胡等自京师还国，舆载金帛，相属于道。光晟讶其装橐颇多，潜令驿吏以长锥刺之，则皆辇归所诱致京师妇人也。”认为是由于突董等掳掠中原女子激起了张的愤慨，恐怕都失之片面。代宗曾对他委以抵御“北蕃”的重任，而此时，回纥与“九姓胡”之间的矛盾又开始显现，“九姓胡闻其种族为新可汗所诛，多道亡，突董防之甚急。九姓胡不得亡，又不敢归，乃密献策于光晟，请杀回纥。”张光晟认为找到了“所御之计”，也就是利用其矛盾一网打尽。于是秘密上奏：“回纥本种非多，所辅以强者，群胡耳。今闻其自相鱼肉，顿莫贺新立，移地健有孽子，及国相、梅录各拥兵数千人相攻，国未定。彼无财则不能使其众，陛下不乘此际除之，乃归其人，与之财，正所谓借寇兵赍盗粮者也。请杀之。”

尽管“三奏，上不许”，但显然也没有明确的反对态度，张光晟知道当朝天子与回纥早有积怨，认为这是“默许”的表示，于是开始行动。这次大屠杀是如何实施的，记载也不一致，《旧唐书 张光晟传》说是摆了“鸿门宴”：“遂给突董及所领徒悉令赴宴，酒酣，光晟伏甲尽拘而杀之，死者千余人，唯留二胡归国复命。遂部其妇人，给粮还京，收其金帛，赏赉军士。”而《资治通鉴》记载是故意激怒突董：“光晟乃使副将过其馆门，故不为礼；突董怒，执而鞭之数十。光晟勒兵掩击，并群胡尽杀之，聚为京观。独留二胡，使归国为证，曰：‘回纥鞭辱大将，且谋袭据振武，故先事诛之。’”

从性质上说，这样不折不扣的屠杀，从时机与策略选择论，也并不明智——回纥高层已经倾向于与唐朝保持友好关系，回纥使臣的恶劣行为本可以有理有节地处理，同时九姓胡与回纥已成水火，正可分化瓦解，这样不分青红皂白地一并杀戮，结果只能是把他们推向对立面。但是从效果上，这一事件极大地震慑了诸胡，使之在很长一段时间气焰有所收敛。甚至到了几十年之后，范希朝接任振武节度使，严厉打击诸胡“刮城门”的掠夺行为，“戎虏甚惮之”，居然还以为是“张光晟更姓名而来”。

张光晟的屠杀自然激起了回纥的强烈反应，“请得专杀者以复仇”。为了维护好不容易才改善的两国关系，德宗一方面遣使为“误杀”道歉并作出赔偿，一方面调任张光晟右金吾将军。回纥犹怨怼不已，于是又降光晟为睦王傅，寻改太仆卿。应该说，皇帝对张光晟的处理还是很回护的，但是在张光晟看来，自己谋国尽忠，却落得个失权贬职，心中很是忿懑。

从此张光晟留在京城，做个有职无权的闲官，“负才怏怏不得志”。直到几年以后，一场惊天动地的大事变将他推入了深渊。

乱臣贼子

建中四年（783）十月二日，五千泾原兵冒着凄寒的冬雨到达首都长安，他们是奉命开赴东线战场的各道军队中的一支。随同这支军队到来的还有许多军人的家属，他们希望在首都得到天子优厚的赏赐，他们需要这笔赏赐让家人带回以维持生计，也相信这笔赏赐一定会发放——他们把命都卖给了国家，天子还会吝啬这点小钱吗？

他们在长安城外住了一夜，却什么也没有等到。第二天，当再次开拔的时候，军营里充斥着怨恨和愤怒，他们行进到浐水时，总算等到了皇帝派出犒师的京兆尹王翃。然而当士兵们看到送来的“犒赏”，不过是粗劣的饭菜时，怒火被点燃了：他们就要到战场上赴死了，而在那些高高在上者眼中，他们的生命只值这个价钱。

被点燃的愤怒马上变成了燎原之火。他们踢翻了“猪食盆子”，痛打了那些刚才还趾高气扬的官员们。这时有人提到了“琼林、大盈”这两个名字，而且几乎在眨眼间传遍了整个队伍，那是皇帝的宝库，那里塞满了黄金、宝物和锦帛。这金碧辉煌的幻象，让这群沉浸在喧嚣与愤怒中的乌合之众突然变得同心同德，战士们披上了铠甲，拿起了刀枪，鼓噪着向着京城杀去：妈的，干了！别人不给，他们要自己动手拿。

此时，这支部队的指挥官、泾原节度使姚令言，还在皇宫里恭听领袖的训示，得到消息，他慌忙快马加鞭去控制局面，可是此时的局面已经不是控制得了的了，连他自己也被裹挟着冲向京城。

“皇上”这下傻了眼，他赶忙命令从他的宝库里取出一万匹锦帛“赏赐”给哗变的军队，可是派出的宦官得到的回馈只是乱箭。第二个派去宣慰的宦官更被杀死在通化门外。等到他第三次下命令，“出金帛二十车赐之”的时候，乱军已经涌入了长安，满城是浩浩的喧声，局面完全失控。百姓惊惶狼狈而逃，乱兵大声喊叫着告诉他们：“你们不要怕，再也没有人抢夺你们的财物了！再也没有人向你们头上派苛捐杂税了！”

因为事起突然，而传说中的“强大禁军”又只是一张空名单，君臣全无对策，只能狼狈逃走：“帝出苑北门，羽卫才数十，普王前导，皇太子、王韦二妃、唐安公主及中人百馀骑以从，右龙武军使令狐建以数百人殿。……庐杞、关播、李竦皆逾垣走，与刘从一、赵赞、王翃、陆贽、吴通微等追及帝咸阳。郭曙与童奴数十猎苑中，闻跸，谒道左，帝劳之，恳乞从，许之。迟晓至奉天，吏惶惧谒于门。浑瑊以数十骑自夹城入北内，裒兵欲击贼，闻乘舆出，遂奔奉天。于是人未知帝所在。”

仓皇逃亡中，姜公辅曾向德宗叩马进言：“朱泚尝为泾帅，坐弟滔之故，废处京师，心尝怏怏。臣谓陛下既不能推心待之，则不如杀之，毋贻后患。今乱兵若奉以为主，则难制矣。请召使从行。”德宗的回答是“无及矣！”

姜公辅的进言，被后来事态的发展证明为先知先觉，但换一个角度看又阴森可怖：朱泚本与兵变毫无瓜葛，就因为“尝为泾帅”，而且“心尝怏怏”，就要杀之以绝后患，如此对待一个曾经尽忠尽力的重臣，这个王朝的残酷令人齿冷，反过来倒证明了泾卒之乱不为无因。

其实，有这样先见之明的并非姜公辅一人。大乱初起，张光晟也并加入逃亡的行列，将至开远门，他忽有所悟，对同行官员们说：“今日之乱，不过是泾卒哗变。如令有主，祸未可知。朱泚曾在泾源，素得人心，现在城中，倘被泾卒扶持，局面恐怕难以控制。好在事起仓促，应该还没有人想到这些。诸公能否与我一起赶往朱泚宅第，召唤他一起走？”

众官迟疑不前——开远门在长安西北角，而朱泚宅于晋昌里，却在长安东南，这一去要斜穿大半个长安城，其非自投罗网？ 张光晟只得独自快马加鞭，赶至朱泚宅第，告知他皇帝出亡消息，并催促：“人主出京，公为大臣，岂是宴居之日？”朱泚也满口答应：“愿从公去。”一边命令准备车马，可就在此时，门前一阵大乱，泾卒已将府第团团包围。

乱军的反应之快，出乎光晟意料。原来泾原节度使姚令言尽管并未预谋兵变，但部下惹出如此大祸，他知道无法置身事外，于是立刻想到了老上司朱泚。

张光晟只能暗暗叫苦，欲自将逃去，朱泚却软硬兼施地留住了他——人生就是这样，充满了不可预知性和诡异色彩。如果他不管不顾地跟着大家逃走，至少还可以做他的太常卿，如果在护驾中有所表现，或许还有东山再起的机会。然而，正是他的远见和忠心，把他送上了一条不归之路。

问题是：被迫滞留的张光晟，怎么会在不久后成为朱泚叛乱集团的一员，并“奉泚甚力”呢？

泾原兵变是因王朝的腐朽和傲慢激起的一次突发事件，或可说是军方对王朝的一次强烈抗议。但是在事件初期，还没有一个人有明确的政治意图：泾卒只是基于一时之忿，姚令言也是骑上虎背不得不然，甚至连朱泚并不是一开始就打算反叛的，被请出来主持大事后，他给自己加的头衔是“权支六军”：临时的总司令。他受乱军拥戴，当然要做他们的利益代言人，但是他又是个局外人，是比较理想的斡旋人选，可能把事情摆平。张光晟此时“为泚所縻”，固然是受到胁迫无法脱身，可能也希望协助朱泚平息事端，以良好表现得到朝廷的再次垂青。

然而此时，一个关键人物源休的出现，改变了事态的进程。说起此人，与张光晟却也颇有渊源：张光晟振武杀胡，引起外交危机之时，唐王朝派往回纥的使节就是他。在那种危险局面下，源休争取到和平解决，表现可谓出色。他因此受到了卢杞的嫉恨，没有得到应有的奖励和提升。这给了他很大刺激，“怨朝廷”。此时他认为改换门庭的机会来了。“入见，屏入密语移时，为陈成败，引符命，劝之僭逆。”而朱泚的反应是“喜，然犹未决”，看来还是颇有忌惮的，然而多年的“废处京师”，和霎那降临的巨大诱惑，已经让他昔日对王朝的忠顺变得不堪一击了。

接着，源休劝朱泚“禁十城门，毋得出朝士”，“又为说诱文武之士，使之附”，拼凑起一个“叛乱核心”：“检校司空、同平章事李忠臣久失兵柄，太仆卿张光晟自负其才，皆郁郁不得志，悉起而用之。工部侍郎蒋镇出亡，坠马伤足，为所得。先是休以才能，光晟以节义，镇以清素，都官员外郎彭偃以文学，太常卿敬釭以勇略，皆为时人所重，至是皆为泚用”。这个“核心”的建立，彻底击碎了朱泚残存的那一点禁忌，迈出了成为“逆臣”的关键一步。

十月初八——事变后的第六天，朱泚在源休、姚令言、李忠臣、张光晟等八人的扶持下，进入宣政殿，自称大秦皇帝，年号应天。在他的即位诏书中，有“幽囚之中，神器自至，岂朕薄德所能经营”（彭偃手笔）之语，表达了对唐朝的幽怨之情。接着是加官晋爵：“伪署姚令言为侍中，李忠臣为司空、兼侍中，源休为中书侍郎、平章事、判度支，蒋镇为吏部侍郎，樊系为礼部侍郎、礼仪使，许季常为京兆尹，洪经纶为太常少卿，彭偃为中书舍人，裴揆、崔幼贞为给事中，崔莫为御史中丞，张光晟、仇敬忠、敬釭、张宝、何望之、段诚谏、张庭芝、杜如江为节度使……”（《旧唐书》）

怎么评价朱泚的叛乱呢？按照传统史观，朱泚等人也是罪无可赦的乱臣贼子。可是说实在话，当初他以藩镇入朝，路上突染急病仍宁死不回，真可谓忠心赤胆。他这一去不但老窝被弟弟朱滔占了，这个弟弟还拥兵叛逆，弄得他几乎成了牺牲品。他在朝中、外藩为官多年，应该说政绩不错，而他换来的是朝廷的不信任，是管制居住，而祸乱一起，尽管他完全置身事外，也被认为应该被除掉，这种朝廷，他有什么理由效忠到底呢？

而此时的张光晟又是怎么想的呢？

我们很难判断张光晟此时的心理变化。作为一个老军人，又“自负其才，郁郁不得志”，他在感情上不会不对这次兵变抱有某种同情；而且他与朱泚、李忠臣等可说同病相怜，抱成一团也不奇怪（《旧唐书》说他们“咸以官闲积愤，乐于祸乱”指的就是这一点）。但是仅仅这些，似乎还不足以让一个事变初期还表现出大智大勇的臣子转变立场。是被迫失节？是首鼠两端？还是真的相信天下要易主？或者是“欲将有为”？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朱泚对张光晟的能力和名望颇为看重，但在这个“叛乱班底”，张光晟却并非核心骨干，《旧唐书》说“贼泚僭逆，署光晟伪节度使兼宰相”，但是“兼宰相”是后来的事，开始他只是和张庭芝等下级将领并为节度使，这与他的资历和声望是很不相符的。显然，在朱泚等人看来，他的态度是不明朗的，是不叫人放心的。

十三日，朱泚亲自领兵攻逼唐德宗避难的奉天。张光晟以“副元帅”身份（姚令言为元帅）参与了对奉天的进攻，这正是他被指责“奉泚甚力，每有战，常在其间”的原因，但是在奉天之役中，却看不到他有任何“甚力”的表现，唯一的记载是：“光晟与怀光对壁，李希倩请以精骑五百犯之，光晟不许，曰：‘西军方强，不可轻以取败。’日暮，两军退。希倩谒泚曰：‘光晟有他志，视西军不战，臣请击之。’不许。请斩光晟，又不许，曰：‘彼善将，所以不战，盖知未可乎！’希倩怒曰：‘臣尽心以事君，不见信，愿乞要领归淮西。’泚许诺，以马十匹、缯锦百，曰：‘以此东归。’希倩惭，复入曰：‘臣愚褊，罪当死，愿死军前。’泚又许之。光晟见泚曰：‘臣不敢反。’因再拜，泚慰勉之。”光晟不许李希倩出战，并不能一定说明“有他志”，但却可以说明他在叛军中是不受信任的，而且在此前也不会是什么“奉泚甚力”，否则，资历甚浅的李希倩不会因此就“请斩光晟”，而且被拒绝后还要大闹情绪。

此后，张光晟又卷入了“柳晟策反事件”。《旧唐书 柳晟传》是如此记载的：“朱泚反，（柳晟）从帝至奉天，自请入京师说贼党以携沮之，帝壮其志，得遣。泚将右将军郭常、左将军张光晟皆晟雅故，晟出密诏，陈祸福逆顺，常奉诏受命，约自拔归。要籍朱既昌告其谋，泚捕系晟及常外狱，晟夜半坎垣毁械而亡，断发为浮屠，间归奉天，帝见，为流涕。”

再看《故银青光禄大夫检校户部尚书左金吾大将军兼御史大夫上柱国河南县开国公食邑二千户赐紫金鱼袋赠太子少保柳公行状》：“公（柳晟）徒走会难奉天，因泣奏曰：‘臣愿得尺诏，持而东入都，购其豪人以为效。’德宗奇其忠，赐诏如奏。公於是佣装入贼军中，见贼伪右将军郭常左将军张光晟，公说曰：‘阴潦之灾，鱼鳖游其墀坛，即扬光赫明，是辈不知枯挂之地者。公等宁能从其挂哉？’乃出诏示常等，皆捧诏伏，与誓约所归。未及期，会枢籍宦臣朱既昌阴以公之状飞告泚，遂为泚捕系，定死矣。泚诘二将，词不伏，即徙於外狱，稍宽之。有顷，贼兵累败，守吏益怠。公因其共系者十馀人谋，相与脱其锢，髡而走之奉天。德宗为之抚背流涕。”

柳晟策反，史籍中未明载发生于何时，但大致可以分析当在李怀光“屯咸阳，坚壁八十余日，不肯出军”期间。比较这两份记载，有颇可玩味之处。两种记载很相似，但又有不同：前者只说郭常“奉诏受命，约自拔归”，而对张光晟是否参与密谋含糊其词，而后者却明确指出他参与了密谋，并因此受到了牵连。后者有回忆录性质，记载应该是可靠的。为什么《旧唐书》要打马虎眼呢？恐怕只能解释为张光晟后来成了铁板钉钉的“叛逆”，这段史实只好略过不提了。 尽管幸运地逃过了一劫，但这次密谋失败，意味着张光晟“光荣反正”的机会已经丧失。

命运玩偶

在经过“李怀光叛乱”等波折后，李晟收复了长安，各种史书均把这次光复描述得充满了英雄主义色彩，其中最简略的《新唐书》是这样记叙的：“晟率浑瑊、骆元光、尚可孤悉师攻贼，晟薄光泰门，败贼将张廷芝、李希倩，贼弃门哭保白华。晟引军还，居三日复战，大败之，乃分道入。泚将段诚伏莽中，为王伉所禽。姚令言、张廷芝与晟遇，十斗皆北，遂至白华。” 但事实上，这些记载的真实性是大可怀疑的。“及泚众频败，遂择精兵五千配光晟，营于九曲，去东渭桥凡十余里。光晟潜使于李晟，有归顺之意。晟进兵入苑，光晟劝贼泚宜速西奔，光晟以数千人送泚出城，因率众回降于晟。”《旧唐书 张光晟传》 “始，张光晟以精兵壁九曲，距东渭桥十里，密约降于晟。晟之入，光晟劝泚等出奔，故泚挟令言、廷芝、休、子平、朱遂引残军桅，光晟卫出之，因诣晟降。”《新唐书逆臣传》“先是，泚遣张光晟将兵五千屯九曲，去东渭桥十馀里，光晟密输款于晟。及泚败，光晟劝泚出亡。泚乃与姚令言帅馀众西走，犹近万人。光晟送泚出城，还，降于晟。”《资治通鉴》李晟军进攻长安，“去东渭桥凡十余里”的九曲是必经之路，所以“光晟密输款于晟”，未加阻挡在前，“晟进兵入苑”在后，当无问题。问题是“光晟劝泚出亡”在什么时候？如果是在李晟击败朱泚等的抵抗之后，那么显然朱泚早该知道张光晟已经叛变，怎么还会言听计从？况且，光晟还能“以数千人送泚出城”，重兵在握，这又如何解释？

再看唐人赵元一的《奉天录》：“夏五月二十有八日，右仆射李公晟、金商节度尚可孤、同华节度骆元光、神策制将高秉哲、潼关大使御史大夫唐朝臣等，自东渭桥至终南山，百有余里，南北布兵。骑士行列，前后如鱼鳞焉。李公従苑东北角坏垣而入，泚不之觉。泚用张光晟为门下平章事，委以心膂。光晟势穷，因为内应。李公纵骑至于白华殿，泚方知官军大入，不敢枝梧，策马而遁。李公搜索宫苑，殄扫群凶，然后使之号令，都人不知，军令肃如也。”

从这些自相矛盾的记载分析，在李晟军攻入长安之前，朱泚、姚令言、源休等首脑骨干都已在张光晟的劝说下逃出，叛军方面群龙无首，亦不可能组织有效的抵抗，当然小规模的战斗还是有的，但都属于“搜索宫苑，殄扫群凶”的单方面扫荡性质。由此不难看出，张光晟的“内应之功”在收复长安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到了这个时候，张光晟还是希望对得起所有人的：他的反正，使首都长安得以顺利解放；同时把朱泚礼送出境，是不想对这个曾经厚待自己的人反戈一击来换取功劳。但是马上他就要尝到被别人对不起的滋味了。

《资治通鉴》：“秋，七月，丙子，车驾至凤翔，斩乔琳、蒋镇、张光晟等。李晟以光晟虽臣贼，而灭贼亦颇有力，欲全之，上不许。《旧唐书张光晟传》记载的更为详细：“晟以其（张光晟）诚款，又爱其材，欲奏用之，俾令归私第，表请特减其罪。每大宴会，皆令就坐，华州节度使骆元光诟之曰：‘吾不能与反虏同席！’拂衣还营。晟不得已，拘之私第，后有诏言其状迹不可原，乃斩之。”《新唐书》：“李晟爱张光晟才，表丐原死，置军中。骆元光怒曰：‘吾不能与反虏同坐。’拂衣去，晟乃杀之。”跟《旧唐书》的区别，是没有提“有诏言其状迹不可原”。

以上三种史料，导致张光晟被杀的关键人物一是皇帝，二是骆元光，李晟的手很干净，可比把基督钉上十字架的本丢彼拉多。可是实际上，李晟的表现是否那样完美无暇呢？

《奉天录》：“时伪门下平章事张光晟，恃内应之功，辞公先往迎驾，拟立功于众臣之上。李公知其奸诈，乃集三军而让之曰：‘君子蹈道以全身，小人反是以伺隙。吾闻忠不恶君，智不叛上，勇不逃死。光晟且同谋不终其义，佐汉又非纯臣。事迫势穷。返噬其主。晟方扫除妖孽，洗涤宫闱，四凶碎首于王阶，三苗屏除于天外。光晟返覆其君，乱我邦国，将付大戮以戒将来。岂可使首鼠竖子与我同天乎？’付都虞候赐之极刑。”《奉天录》对李晟推崇备至，认为张自己找死，“恃内应之功，辞公先往迎驾，拟立功于众臣之上”。可是却经不起推敲：一个叛臣，势穷反正，夹起尾巴做人还唯恐不及，怎么敢如此招摇？即使他这样做了，又怎么可能达到“立功于众臣之上”的效果？张光晟再傻，会做这样一厢情愿的事么？

《唐国史补》（唐李肇）则明确说：“李令军逼神鹿仓，贼张光晟内应，晟乃得入，先斩光晟。又与骆元光争功，置毒以待。元光方食而觉，走归营，不复更出。然晟功戢兵最大也。”

以上两种史料中，皇帝和骆元光都没有主张杀张光晟，相反，前者认为张光晟一旦得逞，还有可能获得皇帝的青眼；而后者更揭露骆元光罢宴而去的真正原因，居然是因为怕被李晟毒害，而不是什么“不能与反虏同席”！

综合以上史料，我们或许能够看清这位“功高盖世”的“李令公”的真面目：他确实是个可怕的敌人，但更是个可怕的“战友”，为了争功，他是可以不择手段的。看他对张光晟的处置，亦不难发现其卸磨杀驴、两面三刀的伎俩。先是利用光晟无心为逆、希望反正的心理许愿，促其内应；然后抓个借口，翻脸杀人，于是顺理成章将其“内应之功”据为己有。而两《唐书》及《资治通鉴》（成书都要晚得多）有关记载，只是后来为胜利者贴金之说。

张光晟在他人生的最后一幕，扮演的是一个悲剧角色，先是被利用，然后被出卖。他的临终遗言是：“传语后人：第一莫作，第二莫休。”（这就是“一不作，二不休”的出典）尽管这句痛切直言被轻蔑地斥为“贼臣之词”，却是他以生命为代价换来的“痛苦的智慧”。

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张光晟在想什么呢？他在怨恨翻云覆雨的李晟，还是在怨恨无情冷酷的皇帝？也许是，也许不是，因为此刻他可能意识到，比这些人更险恶的，是冥冥中的神灵。

多年以后，当张光晟面对刽子手的屠刀的时候，他一定会想起在华岳庙度过的那个炎热的下午。那时他还是一个身份低微的潼关骑卒，经常受到主将的欺凌鞭笞。这一天他奔波于潼关至华州的官道，炎热的天气让他难以忍受，但对这个“有才用，性落拓嗜酒”的年轻人来说，更难以忍受的是心中的屈辱和迷茫。在经过华岳庙时，他下了马，脱衣换酒，进庙祭祀金天王，朗言：“张光晟身负才器，未遇知己。富贵贫贱，不能自料，唯神聪鉴，当赐诚告。”酒入愁肠，极饮大醉，睡在祠庙的碑堂里。在梦中，他忽然听见有人在召唤他，在声声催促中，他进入一座森严府第，远远看见一位尊贵威严的王者。这位大人物对他说了一段谜一样的话：“欲知官禄，但光晟拜相，则天下太平。” 他猛然惊醒，身上的衣衫已经被汗水浸透，让他感觉彻骨的寒冷，而梦中的预言却又在他心中燃起了一盏希望之火。在这盏火光的照耀下，他一次次挺身迎接各种危难，不曾有任何退缩，也许他把这些都看作“天降大任”之前的种种考验。可是纷纭乱世中，这盏“指路明灯”的轨迹又是如此诡异，如此令他难以把握。直到他被已经穷途末路的朱泚拜为“仆射平章事”（相当于丞相），才悟到“但光晟拜相，则天下太平”的反讽意味。 命运就是这样和他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

旧唐书《张光晟传》

张光晟，京兆盩厔人，起于行间。天宝末，哥舒翰兵败潼关，大将王思礼所乘马中流矢而毙，光晟时在骑卒之中，因下，以马授思礼。思礼问其姓名，不告而退，思礼阴记其形貌，常使人密求之。无何，思礼为河东节度使，其偏将辛云京为代州刺史，屡为将校谮毁，思礼怒焉。云京惶惧，不知所出。光晟时隶云京麾下，因间进曰：“光晟素有德于王司空，比不言诸，耻以旧恩受赏。今使君忧迫，光晟请奉命一见司空，则使君之难可解。”云京然其计，即令之太原。乃谒思礼，未及言旧，思礼识之，遽曰：“尔岂非吾故人乎？何相见之晚也！”光晟遂陈潼关之事，思礼大喜，因执其手感泣曰：“吾有今日，子之力也。求子颇久，竟此相遇，何慰如之？”命同榻而坐，结为兄弟。光晟遂述云京之屈，思礼曰：“云京比涉谤言，过亦不细，今为故人，特舍之矣。”即日擢光晟为兵马使，赉田宅、缣帛甚厚，累奏特进，试太常少卿，委以心腹。及云京为河东节度使，又奏光晟为代州刺史。

大历末，迁单于都护、兼御史中丞、振武军使。代宗密谓之曰：“北蕃纵横日久，当思所御之计。”光晟既受命，至镇，威令甚行。建中元年，回纥突董梅录领众并杂种胡等自京师还国，舆载金帛，相属于道。光晟讶其装橐颇多，潜令驿吏以长锥刺之，则皆辇归所诱致京师妇人也。遂给突董及所领徒悉令赴宴，酒酣，光晟伏甲尽拘而杀之，死者千余人，唯留二胡归国复命。遂部其妇人，给粮还京，收其金帛，赏赉军士。后回纥遣使来诉，上不欲甚阻蕃情，征拜右金吾将军。回纥犹怨怼不已，又降为睦王傅，寻改太仆卿，负才怏怏不得志。

贼泚僭逆，署光晟伪节度使兼宰相。及泚众频败，遂择精兵五千配光晟，营于九曲，去东渭桥凡十余里。光晟潜使于李晟，有归顺之意。晟进兵入苑，光晟劝贼泚宜速西奔，光晟以数千人送泚出城，因率众回降于晟。晟以其诚款，又爱其材，欲奏用之，俾令归私第，表请特减其罪。每大宴会，皆令就坐，华州节度使骆元光诟之曰：“吾不能与反虏同席！”拂衣还营。晟不得已，拘之私第，后有诏言其状迹不可原，乃斩之。

5、奥斯曼帝国有哪些风俗？

在历史上的伟大帝国之中，有土耳其人的一席之地。在中东，曾经兴起过四个大帝国，土耳其人的帝国在时间顺序上排在最后，但在伟大程度上却超过了波斯人、罗马人和阿拉伯人先后创立的帝国。在这片大海与大洲相连的广阔的战略要地上，土耳其人实现了长久的统一。作为来自东方的新生力量，土耳其在两个方面为历史做出了贡献。首先，土耳其早期的头领和苏丹复兴了伊斯兰教，并在亚洲重新统一了伊斯兰世界；其次，奥斯曼皇朝又为属于东方基督教世界的欧洲土地带来了新生。土耳其人延续了历史，联结了东方和西方，在亚洲和欧洲分别填补了阿拉伯帝国和拜占庭帝国崩溃后留下的真空，并从中孕育出了崭新的、充满创造力的奥斯曼文明。

多种族的王朝帝国

奥斯曼帝国拥有截然不同的三个层面。首先，它是一个土耳其人的国度。它被一个土耳其家族王朝统治，使用土耳其语，并且深深根植于土耳其斯坦的部落社会文化。这些土耳其人拥有共同的种族认同、象征符号和风俗习惯。作为一个游牧民族，土耳其人展现出了一些内在的宝贵特质：对权威的天然认同、强烈的秩序性和纪律性、以及组织政府机构的能力和高度的适应能力。

但在根本上，奥斯曼帝国是一个伊斯兰国家。奥斯曼帝国的基础并非某一种民族特征，而是穆斯林之间的同胞之情以及他们对共同的宗教体系的崇敬之情。奥斯曼帝国的苏丹必须遵从神圣法，尊重伊斯兰教的至高原则，还要依赖官方宗教体系——乌理玛——进行统治。土耳其人以他们特有的对秩序和明晰的追求，规定了乌理玛的任务与职责。

但是，在土耳其认同和穆斯林体系之上，奥斯曼帝国最重要的特征在于它是一个世界性大帝国。它的版图如此辽阔，涵盖了各不相同的城市、平原、河谷、山地和沙漠，上面生活着不同民族、社会形态、特别是拥有不同宗教信仰的各色人群。一直以来，天主教与东正教、拉丁人与希腊人、教皇与皇帝之间的宗教分歧严重割裂了拜占庭帝国。而在君士坦丁堡陷落之后，有着不同信仰和文化背景的奥斯曼征服者却为东正教世界恢复了秩序与和平。奥斯曼征服者不仅成了东正教世界的主人，还成了东正教公开而积极的保护者。因此，东正教的信徒们宁愿接受穆斯林帕迪沙阿的统治，也不想“受拉丁人教皇的奴役”。在中央政府一定程度的委任之下，帝国内的少数群体以民族、社会或宗教特征形成了独立的社群，获准在国家的框架之内管理自身事务，从而可以保存他们各自的特征，和谐共存。

由于奥斯曼入侵者采取的开明政策，长期以来为人们苦苦追寻的东正教社会得以重建。希腊普世牧首在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下获得了超过其他东正教教会的地位，比拜占庭帝国统治下的任何时期都更像是一个普世的宗教权威。在穆斯林和基督徒之间实现了“奥斯曼治下的和平”，从它的特征上可以看到奥斯曼帝国与罗马帝国的相似之处。在“罗马治下的和平”中，罗马人在帝国版图之内表现出了对外邦人的高度容忍。他们时常赋予外邦人罗马公民权，鼓励他们发挥自己的能力，同时造福于他们自己和整个帝国。奥斯曼帝国在这一点上与罗马帝国十分相似。

这样的传统在伊斯兰世界也发挥过重要的作用，现在则被奥斯曼家族继承、发扬。奥斯曼的国家并非一个民族国家，而是一个多种族的王朝帝国。不论他们是土耳其人还是来自其他民族，是穆斯林、基督徒或是犹太人，他们最重要的身份都是奥斯曼人，是一个超出了民族、宗教和种族观念的单一政治体的成员。在那个时代，只有奥斯曼帝国承认全部三个一神教信仰（指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

奥斯曼的独特体制

为了更有效地利用被征服的基督徒，奥斯曼人发展出了一种独特的、构建在苏丹的奴隶之家之上的行政体系。在奥斯曼人的早期历史上，他们曾经在其他地区做过奴隶，并且在奴隶身份之下繁荣壮大。现在，他们采用了类似的奴隶制度，创造了由基督徒奴隶组成的统治机构。这些奴隶或是在战争中俘获而来，或是受征募而来，或是在市场上买来，或是被作为礼物送给苏丹的，也可能是自愿投效的。他们皈依了伊斯兰教，接受禁欲生活，离开了家人，放弃了所有财产。作为回报，他们将在为侍从准备的宫廷学校里接受综合的教育和严格的训练，随后接受挑选，获得最适合发挥个人才华的公务职位，还有机会获得晋升，一路升迁成为高官。就这样，征服者通过被征服者实现了对国家的统治。这样的奴隶制度在西方人眼中或许十分怪异，但它却是一种开明而实用的机制，充分发挥了苏丹手下年轻的基督徒臣民的能力，不仅造福于帝国，也有利于这些奴隶本人。很快，他们就不再厌恶自己的奴隶身份，反而十分珍惜这种身份，因为这种身份可以给他们带来种种特权，而那些生为穆斯林的人是无法获得这些特权的。他们失去了自己的家人，变成了苏丹之“家”的成员，逐渐演变成了一个不搞世袭、唯才是用的统治阶层。

在帝国历史的最初几个世纪，这个精英阶层保证了奥斯曼帝国的权势，维护了国家的稳定，使国家免受穆斯林世袭贵族破坏性的内斗和裙带关系泛滥的荼毒。除此之外，苏丹也不再进行任何联姻，而是通过奴隶之家里的女性繁衍后代，并在后宫里将他们养育成人。不管是好是坏，这种做法为奥斯曼皇朝带来了各种各样的民族血统。

最初，奥斯曼帝国的奴隶只存在于军队之中。年轻的基督徒俘虏经过精挑细选，被征召入伍，编入近卫军。这些的年轻人身体素质优异，在接受严格的训练后为苏丹本人效命。一开始，他们只是苏丹的卫队。随着人数的增长，这些步兵逐渐成了奥斯曼军队的中坚力量。与他们相搭配的，是从封地上征召的穆斯林骑兵——西帕希骑兵。这些骑兵通常作为奥斯曼军队的前锋，率先向敌人发动攻击。此外，奥斯曼军队中还包括使用火炮的炮兵（东方世界在此之前没有出现过这样的兵种）和非正规军。由这些单位共同组成的奥斯曼军队成了一支规模庞大的现代化军队，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组织有序、纪律严明。无论是在指挥的统一性、武器装备的精良程度还是顽强的战斗精神方面，奥斯曼军队都超过了同时代任何一支欧洲军队。

奥斯曼官员从被征服的土地上挑选体格强健的男孩，选入近卫军。

在颇具军事才能的苏丹的亲自指挥和鼓舞下，奥斯曼军队在两个半世纪的时间里不停地进行着征服战争。他们两线作战，构建了一个横跨三洲的帝国。向东，奥斯曼帝国的版图进入亚洲，直抵波斯湾；向南，他们穿过埃及进入非洲，到达红海以远；向西，他们越过巴尔干、跨越多瑙河，占据了东欧大部分地区，一直到中欧的边缘地带才被挡住。在海上，奥斯曼人控制了整个地中海和狭长的北非海岸线，奥斯曼人掌控的海路从大西洋一直延伸到印度洋。

有史以来第一次，一个统一而拥有独特体制的东方国家深入了西方世界，对欧洲的重要一部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波斯人和阿拉伯人此前都没能做到的事情，奥斯曼人做到了。凭借出色的军事能力和与生俱来的纪律性和组织性，奥斯曼帝国崛起成了那个时代威震天下的大帝国。与此同时，奥斯曼人又有着令人肃然起敬的外交手腕。作为一个统一的国家，他们十分善于利用西方世界的分裂局面，使自己成了文艺复兴时代的欧洲世界举足轻重的制衡力量。在有着“大帝”和“立法者”美誉的苏莱曼苏丹——奥斯曼帝国连续十位伟大苏丹中最后、也是最伟大的一位——的统治之下，奥斯曼帝国达到了它的顶峰。

帝国的衰落

然而，奥斯曼帝国的顶峰立刻就变成了分水岭。在苏莱曼身后，是接连二十五位无法与前辈媲美的苏丹。他们的统治能力时好时坏，奥斯曼帝国也就在命运的沉浮中又存续了三个半世纪之久。尽管时而可以得到喘息之机，甚至还会出现短暂复苏的曙光，但奥斯曼帝国整体上一直处于持续而不可逆转的衰落之中。以往，奥斯曼帝国依靠的是有意愿和能力统治国家、执掌着绝对君权的苏丹。而现在，奥斯曼帝国的苏丹不再拥有治理国家的意愿和能力，反而很容易被后宫吸引自己的注意力，后宫里的女性（苏丹娜们）也时常变成苏丹背后的统治者。

以往，储君会被任命为行省总督，以积累一些处理公务的经验。现在这种做法被废止了。苏丹也几乎不再亲自统兵出现在战场上。实际上，苏丹都很少走到萨拉基里奥宫的院墙之外，而一代又一代的储君则被监禁在“牢笼”里，与世隔绝。结果，这些储君往往都不具备统治国家的能力。与此同时，历史的钟摆走向了另一边，军事力量的对比出现了巨变。

奥斯曼军队一直两线作战，他们依然可以击败敌人，但却不再能够彻底降服对手。最终，他们达到了扩张的极限，再也没有什么新的土地可以征服了。在享受了三个世纪的优势之后，东方的军事力量逐渐在与西方的对抗中落了下风。西方的工业和经济实力迅速提升，在军事领域也实现了技术进步。而一贯有着保守痼疾的东方世界，此时又不再拥有英明的领袖，因而无法与西方相匹敌，只能从攻势转为守势。

不仅如此，一直以来在海陆两军上斥资甚重的奥斯曼帝国早已国库空空，在苏莱曼驾崩后不久更是遭受了一场席卷地中海世界大部分地区的经济危机的沉重打击。从西属美洲开采出来的金银漂洋过海，越过大西洋流入奥斯曼帝国，导致奥斯曼帝国银币贬值、通胀高企。物价翻了一倍，政府被迫降低了货币的成色，同时又提高了税率。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奥斯曼帝国的人口增加了一倍。而现在，由于没有了新的征服目标，奥斯曼帝国的土地已经无法安置这么多的人口，同时还出现了大规模的失业现象。这种情况不仅造就了一贫如洗的失地农民，也让非正规军士兵大为不满。这些人在和平时期没有了收入来源，于是往往落草为寇。同样受到影响的，还有拥有封地的西帕希骑兵。由于军事技术的发展和新时代战争对全副武装的步兵需求的增加，西帕希骑兵已经变成了过时的兵种。大量的西帕希骑兵也失去了土地，于是很容易就跟那些失去土地的心怀不满者沆瀣一气，在安纳托利亚地方酋长们的带领下，参与了一系列的叛乱活动。

由于缺乏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地方上的叛乱让大量的农民流离失所，大片的土地化为荒芜。与此同时，还有许多土地被新兴的世袭地主阶层巧取豪夺。这些人往往不事农业，就住在城市里。奥斯曼帝国传统的土地分配制度也发生了巨变，苏莱曼的先辈们为帝国创立发展的社会和行政体系出现了不祥的失衡。中央政府的权力落入了有地阶层和地方势力（比如代雷贝伊和山区里的部落酋长）的手中。事实证明，一代又一代的苏丹根本无力遏制这种趋势。

而在中央层面，统治体系自身出现了消解，这带来了更深远的影响。在此之前，苏丹的奴隶之家绝不接纳任何穆斯林，从而避免了世袭特权的侵蚀。但是，随着帝国变得越来越庞大、人口越来越众多，这个封闭的体系不可避免地引发了穆斯林上层人士的不满。在他们看来，自己是帝国的头等公民，是国家的忠实追随者和信仰的忠诚战士，理应享有特权，在政府中占据一席之地。而要在政府中扮演角色，穆斯林就必须被奴隶之家接纳。

一代代缺乏决断力的苏丹顶不住他们的压力，逐渐向所有身为自由人的穆斯林开放了公职。同时，他们还可以把职务遗赠给自己的儿子。在几个世纪的征服岁月中，奴隶之家曾经为帝国的管理体系输送了一代代勤勤恳恳的公职人员。而现在，奴隶之家逐渐受到侵蚀，最终不复存在。奥斯曼帝国行政体系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中世纪，却带着其固有的惯性不合时宜地延续了下去。倘若能出现一位强大有力、具有远见卓识的苏丹，他或许可以深思熟虑、详加甄别，更加灵活地改造这套体系，保留它的精华。但苏莱曼的继承人们却不堪此任。结果，奥斯曼帝国的行政体系越发臃肿，变成了一个膨胀而笨重、充斥着阴谋和腐败的官僚系统。这个作用消极、自私自利的官僚体系像以往那个更加积极、无私的行政体系一样僵硬顽固。

更重要的是，近卫军也变得日益臃肿、成色下降。与行政体系相类似，近卫军也开始接纳穆斯林加入，同时他们还获准结婚，他们的儿子也可以加入近卫军。在16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间，近卫军的人数从一万二千人增加到了超过十万人。其中的许多人靠经商维生，像平民中的工匠和手艺人一样借此补贴家用。

原本成分纯粹的近卫军变得鱼龙混杂。在战争期间，这就会体现为团结和自律精神的下降。而在越来越常见的和平时期，近卫军就会变成国内惹是生非、动辄叛乱的力量，中央政府往往无力遏制他们。与此同时，他们还变成了对基督徒农民的长期威胁。近卫军本应保护这些农民，现在却经常肆无忌惮地打家劫舍。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里，近卫军越发变得狂躁不安，经常发动叛乱，威胁国家的内部安全。而在战场上，他们的凝聚力和纪律性则严重下滑。

向欧洲靠拢

在17世纪的后半叶，欧洲陷于内战之中，奥斯曼帝国则在科普鲁律家族的统治下享受了一段复苏时期。科普鲁律家族起源于阿尔巴尼亚，其家族成员在接连三位苏丹主政时期作为大维齐尔执掌国家大权，形成了一个大维齐尔的“王朝”。在这一时期，他们铲除腐败和不公，清偿了国库的亏空，镇压了安纳托利亚和其他地区发生的叛乱，还试图让军队焕发新生。像科普鲁律家族这样的连续统治，后来没有再出现过。不过，通常在相对比较负责任的苏丹的统治时期，时不时地会涌现出一位类似的大维齐尔。在高层官僚的支持下，他会在一段时期内造福国家，重新证明行政体系的能力。与之相类似，在宗教体系里，某些比较睿智的大穆夫提也会重振伊斯兰教的权威。在行政和宗教这两大传统统治支柱（尽管它们的面貌可能发生了改变）的支撑下，衰落中的奥斯曼帝国依旧顽强地生存了下来。甚至，愈演愈烈的腐败现象也造就了更广泛的既得利益集团，让他们甘愿维持帝国的存活。

正当17世纪走向尾声之际，在欧洲人的注视之下，奥斯曼人在战场上的赫赫威名遭遇了无法忽视的沉重打击。奥斯曼军队在第二次维也纳围城战和随后的一系列战役中遭到了耻辱性的失败。奥斯曼军队的统帅是一位自负而无能的大维齐尔，一心妄想要创造出超越苏莱曼的功业，但其实他只是一位不负责任的苏丹的女婿而已。他在战场上犯了一连串的错误，导致了围城战役的失利，令奥斯曼帝国在历史上蒙羞。在近卫军溃败之后，他手下的军队在纪律严明的敌人的攻击下瓦解成了一群只知逃命的乌合之众，不禁让人想起以往的十字军战争中的西方军队。在欧洲人看来，局势发生了显而易见的逆转，土耳其穆斯林作为基督教世界重大威胁的历史已经画上了句号。这让他们欢欣不已。强大的土耳其人彻底倒下了。从此以后，奥斯曼帝国接连不断地在战场上吃败仗、在不利的和约上签字、进而不停地沦丧国土。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20世纪。

从18世纪初开始，一个同时威胁着东方和西方的新帝国崛起了——这就是彼得大帝的俄罗斯。这位沙皇像奥斯曼帝国鼎盛时期的苏丹们一样是一位绝对君主。他凭借自己的努力，为俄罗斯创建了一支装备了西式武器的现代化职业军队（这点恰恰是同时代的苏丹们无法做到的），并雄心勃勃地要利用这支军队征服世界。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咄咄逼人的新威胁却延长了奥斯曼帝国的寿命。

以往，强大的奥斯曼帝国在欧洲发挥了力量制衡的作用。而现在，衰落的奥斯曼帝国又成了欧洲列国和俄罗斯之间的制衡力量。对欧洲国家来说，它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保住苏丹的帝国，让其充当它们和沙皇之间的缓冲地带。这带来了重大的变化。现在，奥斯曼帝国的生存不再依赖于武力，而更多地要依靠在谈判桌前的努力。出于互利的目标，奥斯曼帝国变得越发亲近和依赖西方国家。奥斯曼帝国曾经在战场上扮演过重要角色，现在则在外交领域上扮演了同样重要的角色。

传统上，奥斯曼人对外国人的态度十分冷漠。但是，他们现在不得不设立一个由擅长外交事务的官员组成的外事机构。当时，不论是穆斯林出身还是基督徒出身，很少有土耳其人懂得欧洲的语言，甚至连对外部世界有所了解的人都很难找到。因此，苏丹不得不依靠希腊基督徒，特别是芬内尔人。只有这些希腊人在航海和经商的过程中积累了与西方世界交往的丰富经验，并且熟悉西方的语言、行为方式和生活习惯。他们之中最能干的人被苏丹委以重任，从而在帝国的走向和把控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政治权力。

其中地位最显赫的要数帝国政府译员主管，这一职务实际上充当了外交大臣的角色。其他希腊基督徒则出任了大使或自治省区总督等职务，实际上扮演了早年间苏丹之家中那些改宗的基督徒曾经扮演过的角色。身为自由人的基督徒开始与同样自由的穆斯林一样，在行政体系中拥有了一席之地。一贯拥有极强的变通能力的奥斯曼人仍然坚持着以前的灵活原则：不论种族或宗教信仰，所有臣民都可以为国出力。

就在18世纪步入尾声的时候，奥斯曼帝国又一次在战场上遭遇了耻辱性的失败。在旷日持久的战争中，俄国人的舰队渗透进了东地中海，并且在希腊和贝鲁特登陆。接着，拿破仑又入侵了埃及。为了把法国人逐出这个富庶的省份，土耳其人只好与英国和俄国联手。从此以后，欧洲人开始积极地影响奥斯曼帝国政府。一方面，欧洲人阻止了帝国的分崩离析；另一方面，他们又对奥斯曼帝国政府施加压力，迫使它推行改革、改进基督徒子民的生活境遇。

1803年土耳其领土的亚洲地图。

1803年土耳其欧洲地图。此时的奥斯曼帝国还在欧洲拥有相当大的领土。

帝国的改革

于是，19世纪就成了改革的时代。塞利姆三世是第一位推行改革的苏丹，法国大革命及随之而来的战争成了他的前车之鉴。他尝试组建一支新军，按照西方的方式装备，用西方军官进行训练。然而，身为既得利益者的近卫军将他推翻、废黜，并最终夺走了他的生命。二十年之后，继承了塞利姆三世衣钵的马哈茂德二世精心计划了一次无情的行动，一举消灭了近卫军。马哈茂德二世本人也成了奥斯曼帝国近代历史上最伟大的改革者。

马哈茂德二世和他的改革助手的目标是创建一支现代化的军队，恢复中央政府在地方上的影响力，进而确立新的行政体系和世俗法律体系，并最终让苏丹的全体子民都能享受到平等的权利，以及倡导理性和进步的现代西方化“文明”所带来的种种好处。在他们的努力下，奥斯曼帝国最终得以颁布了一系列“重组”法案，即“坦志麦特”改革法案。在整个19世纪，坦志麦特改革法案都发挥了内部改革的模板作用。

坦志麦特改革的目标是要让奥斯曼帝国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从一个五百岁高龄的中世纪社会演变成一个构建在西方宪政原则上的现代而自由的国度。他们想用法律来压制专制主义，用责任制官僚体系来制约权力的使用，让国家享受到代表制统治的好处。然而，坦志麦特改革却饱经风霜，艰难地想要在守旧的乌理玛宗教体系和日益壮大的、追求进步和世俗的知识精英阶层之间寻找平衡点。改革时而得到一位苏丹的支持，时而又会被另一位苏丹压制。

不过，在这五十年间，奥斯曼帝国的行政和司法体系还是发生了显而易见的变化，许多地方省份也进行了改革，非穆斯林社群的生活境遇也有了一些改善。在19世纪70年代，奥斯曼帝国的改革事业达到了顶峰，出现了一段短暂的议会宪政时期。接着，形势急转直下，阿卜杜勒·哈米德苏丹开始了彻底的专制统治。不过，就在这一独裁统治时期，苏丹极大地扩展并改进了奥斯曼帝国的教育体系，使得新的思想和社会理念根植于几代年轻人的心中。十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恰恰在下一代人成长起来之后给苏丹本人带来了厄运：青年土耳其人发动革命，推翻了他的统治。

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

与此同时，随着欧洲民族主义的愈演愈烈，奥斯曼帝国的瓦解加速了。对于奥斯曼帝国这样一个由王朝统治的多民族帝国来说，民族主义是一个陌生的东西，但它却在希腊独立战争之后开始严重地威胁到苏丹的版图。民族主义运动在二十世纪初的巴尔干战争时期达到了顶峰。西方国家出于自由主义的理念支持巴尔干人的民族主义运动，而俄国人也为了自身利益发挥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结果，奥斯曼帝国在巴尔干战争中战败，土耳其在欧洲的领土几乎全部从奥斯曼帝国的省份变成了独立的民族国家。在此之前，为了抑制俄国的力量，西方列强经常会支持身为“欧洲病夫”的奥斯曼帝国。在柏林会议上尤其如此。然而，西方列强现在却不再帮助奥斯曼帝国了。于是，奥斯曼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与德国结成了联盟，也由此为帝国敲响了丧钟。

但是，在帝国不复存在之后，土耳其却作为一个民族国家存活了下来。凯末尔·阿塔图尔克（KemalAtatürk，即穆斯塔法·凯末尔。凯末尔于1934年获得了阿塔图尔克的称号，意为“土耳其人之父”）堪称中东所有的民族主义领袖中最为伟大的一位。他的见地超过了同时代的青年土耳其人战友，从年轻时起就十分清醒地意识到属于帝国的时代即将结束，属于民族国家的时代已然来临。现在，他的土耳其同胞们愿意在他的领导下，再一次在祖先留下的土地上为了民族的生存而战。他创立了土耳其共和国，成了奥斯曼帝国的继承者。他试图通过抛弃外部的肢体、彻底放弃帝国征服所得的领土，为土耳其换回一个强壮而健康的躯体。今天的土耳其占据着小亚细亚，其版图近似于其先祖的塞尔柱帝国。在历经了跌宕起伏的半个世纪之后（本书成书于20世纪70年代，故云半个世纪），当代的土耳其已经成了这个最后的中东帝国的所有继承国中最为稳定的一个。

虽然其版图更加紧凑，但共和国却堪称帝国的延续。共和国不再是一个伊斯兰国家，也不再是一个世界性的大国，但在本质上依然是一个土耳其人的国家。共和国构建在自由和宪政的原则之上，而这些原则正是坦志麦特改革的产物。从19世纪开始，一代又一代追求进步的土耳其人试图通过世俗化实现的这一目标，至此终于实现。

现代土耳其的统治者们正是改革时代活生生的产物。随着治理国家的中间阶层在各个专业领域和军队中的崛起，他们逐渐成长、成熟，同时又满怀着继承民族遗产、恢复民族荣光的决心。在成为一个世俗国家之后，兼收东西方传统文化的土耳其，在动荡不安的中东地区保持了相对稳定。而开启这个新的国家的，正是新的“土耳其人之父”、恰如其分地获得了加齐称号的凯末尔·阿塔图尔克，他也不愧为历史上那位虔诚战士——父亲般的奥斯曼苏丹——的合格继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