豪宅之谜,中外历史上有哪些惊心动魄的刺杀行动?
9.18事变,揭开了侵华序幕
1931年9.18日,日本关东军乘中国内讧、东北军主力入关,东北防务空虚之机,发动了让中国蒙羞的“九一八”事变,打响了侵略中国的第一枪。
举国上下掀起了“抛弃前嫌、救亡图存”运动,各地的抗日浪潮风起云涌。
9月24日,上海各大学抗日救国会代表到南京请愿;28日,南京中央大学学生1000余人到国民政府外交部请愿,时任国民党外交部长王正廷避而不见,引起众怒,学生们冲进去,打伤了王正廷的脑袋。
复旦大学与中央大学、金陵大学等学校学生一起到国民政府请愿……北平、济南等地的学生纷纷南下,到12月中旬,已有5批、26个学校的5000余名学生抵达南京。
对于张学良花天酒地的糜烂生活,手握重兵却不加抵抗的懦夫行为,社会各界予以痛斥。
马君武拍案而起,在《时事新报》上发表《哀沈阳》,轰动一时:
赵四风流朱五狂,
翩翩蝴蝶最当行。
温柔乡是英雄冢,
哪管东鬼入沈阳。
告急军书夜半来,
开场弦管又相催。
沈阳已陷休回顾,
更抱阿娇舞几回。
朱五是北洋政府中曾任交通总长、内务部总长、代总理朱启钤的女儿朱湄筠,因为在姐妹中排行第五,所以被称作朱五,当时是张学良的秘书朱光沐的妻子。
朱五与赵四都是天津女子中学的学生,像是两只花蝴蝶,成天在张学良的身前身后翩翩起舞。
王亚樵第一次刺白川“九一八”事变,点燃了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
80万上海工人发动罢工,抗日救亡和抵制日货运动此起彼伏。
上海民众反日救国联合会将募集到的一大包现金、银圆和首饰交给王亚樵,请他想想办法送到东北,交给各地的抗日义勇军。
随后,王亚樵叫来几个亲信,分头到各家银行,把捐款全部兑换成黄金。
晚上,他的轿车开到了一个老乡的金器店,拿出一个旧牛皮箱,对金匠师傅说:“请你连夜把这些黄金打成八个包钉形状,略小一点,让包钉能够包得住;再把皮箱的八个角的牛皮掏一掏,原样装好。工钱,双倍给你。”
三天后,王亚樵化妆成商人,李次山扮作教书先生,两个人一起登上海轮,从上海到大连,再换乘南满铁路火车,一路北上,顶风冒雪,按照上海民众反日救国联合会提供的地址和接头暗号,辗转来到桓仁、义县等地,慰问抗日义勇军,每到一地,都留下一个“金角”。
10月29日,他俩回到奉天(沈阳),在西塔的一家旅馆里,准备休息一下,继续前往吉林、黑龙江。
晚饭过后,两个人在街上溜达,看看夜景,走到柳町菊文饭店,看见饭店四周站满了持枪守卫的日本兵。里面不时传出艺妓的歌声和男人们的狂笑声。
王亚樵挺好奇,就到旁边的一个商店买了包香烟,顺便问了一句:“谁住那里?这么威风。”
老板一边给他找零钱,一边低声答道:“白川义则大将。”
回到房间,王亚樵提出找机会干掉白川义则。
李次山问道:“你想干掉他?用什么干掉他?”
王亚樵神秘一笑,打开牛皮箱子,撕开底层的衬布,掏出大小零件,变戏法似的,一支“掌中宝”手枪就组装好了。
“这里人生地不熟,玩意失手,可就麻烦了。”
“没事儿。明天我去踩踩点,见机行事。”
“那……让我去吧。”
“你是个律师,打官司行,打枪可不在行。”
“那我俩一起去,也好有个照应。”
“不行。我们的任务还没完成,一旦有个闪失,不就全完了?”
第二天晚上,王亚樵穿上一身黑衣服,独自到菊文饭店对面的一家餐馆吃饭,叫上几盘小菜、一壶高粱烧,边喝酒,边隔着玻璃窗观察街道上的动静。
直到10点来钟,几辆军车呼啸而来。在一群官兵的簇拥下,一个健壮的、肩头缀着大将军衔的鬼子,下了轿车,走进菊文饭店。
31日,晚上9点,王亚樵提前躲到距离菊文饭店三四十米的一个花坛的树丛内。
他要在此行刺这个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鬼子头。
不能不说,王亚樵的确胆大,凭着单人独枪就要行刺白川义则,这种有来无回的“自杀式”行刺,不是一般人敢想敢干的。
过了10点,仍然不见白川义则的影子。又坚持了一会儿,远处传来“隆隆”的声音。
车队在菊文饭店门口鱼贯排开,白川义则出了车门,轿车挡住,只露出肩膀以上的小半截身子。
一个副官模样的军人跑了过去,与他嘀嘀咕咕,过了好一会儿,白川才抬脚往饭店走。
王亚樵热血沸腾,朝着他的后背就是两枪,然后,按照事先勘察的撤退路线,飞也似地狂奔。
他只听见身后枪声大作,像放鞭炮一样,子弹打在身边的砖墙石壁上,火星四溅……
绕了一大圈,王亚樵才跑回旅社,把刚才的经过对李次山说了一遍,并端起茶碗“咕咚咚”喝了一阵,愤愤不平地发誓——这个狗鬼子,今天让他逃过一劫!只要他还在中国土地上作孽,我绝不会饶了他!
浴血奋战的十九路军1932年1月28日,日方以盐泽幸一少将的名义发出公告:帝国海军鉴于多数邦人住闸北一带,为维持治安,保证日人生命安全,将驻日军于该处,以负保安之责。本司令希望中国军队及敌对设施即刻撤退。
这实际上就是侵略上海的宣战书。
晚23日20分,日军陆战队约1000人袭击上海北站,侵占五区警察署;700人强占属中国军队防区的闸北天通庵车站,并以此为据点,向十九路军翁照垣部发动突然袭击;1600多人以坦克为掩护,从北四川路、老靶子路至虹口路一线,向虬江路、宝山路、横浜路、青云路等地发起进攻。
接到第六团团长张君嵩的电话报告,翁照垣热血沸腾,吼道:“打!给我狠狠地打!谁也不准后撤。不要怕,有麻烦我承担!”
战斗打响后,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一边指挥部队抗击,一边向南京急电报告。
连天炮火中,总指挥蒋光鼐、淞沪警备司令戴戟、军长蔡廷锴无所畏惧,联名发表通电,重申御敌决心:
“为救国保种而抵抗,虽牺牲至一人一弹,绝不退缩!”
随后,民间组织的“上海抗敌后援会”应运而生,总部设在福煦路181号--张啸林、杜月笙等人开设的远东第一大赌场福生公司大楼。
《申报》老板史量才为会长,杜月笙、上海商会会长王晓籁为副会长,上海市民纷纷行动,掀起了拥军热潮,仅现金一项,就收到700多万元。
“一·二八事变”第二天,王亚樵就吩咐许志远、蔡克强和朱大刚等租借祥生、运飞两大出租汽车有限公司的汽车,将工友们拉到一二八事发地闸北,举行万人抗日集会。
王亚樵登台演讲,怒斥日军的侵略罪行,坚决反对对日妥协,号召大家拿起武器,配合十九路军打击侵略者。
王亚樵随后宣布成立淞沪抗日义勇军,王亚樵被公推为司令。
蔡蹈和任参谋长兼二团团长,许志远任军事联络专员,朱大刚为联络参谋。
1000多人,分为20个大队,是当时人数最多、实力最强的一支民间抗日武装。
随后,淞沪抗日义勇军开赴真如、太仓一带,配合十九路军浴血奋战。
不久,京沪卫戍司令陈铭枢将军特地打招呼,从十九路军抽出400支步枪、手枪,大批弹药,赠送给淞沪抗日义勇军。
2月2日,陈铭枢前往上海,慰问部队,鼓舞士气。
日本的炮兵与轰炸机密切配合,向吴淞地区狂轰滥炸,敌机在东北端阵地上投下一颗巨型炸弹,掀起的尘土,将翁照垣手下的一个排的官兵全部活埋。
阵地上,弹痕累累,尸体遍地。
就是这样,日军叫嚣“四日上午九时占领吴淞”的计划全部失败,被迫易帅,司令官由海军长将野村接任。
就在全国人民积极抗日的时候,国民党高层却出现了“疲软”的窘境。
蒋介石在洛阳亲自主持军事会议,不满意地说:“十九路军已经保持了十余日的胜利,能够趁此收手,避免再战为好。”
何应钦也随声附和:“不要打了,打了十几天也够了。”
然而陈铭枢则把眼前茶杯一推,大声反问:“前方将士要打,老百姓要打,我能叫他们不要打吗?”
蒋介石命何应钦、陈铭枢致电蒋光鼐、蔡廷锴、戴戟说:在全盘计划未定以前,仍取攻势防御为要。
会后,陈铭枢给蒋光鼐、蔡廷锴等人发去密电,说:“近来,有人主张‘避免再战,枢极不谓然。十九路军必须贯彻全军牺牲之决心,以完成民族命运所寄托之使命。
上海军民的顽强抵抗,让日军不得不增加兵力,1932年2月14日,日军第9师团增兵上海。
日军通常编制每师团设步兵两旅团,每旅团设两联队,每联队约二千四五百人。
每师团设有骑兵、炮兵各一大队,每师团人数在一万六千以上。
日第9师团的到来,让上海的日军实力大增。
张治忠眼看十九路军弟兄苦战数日,孤军无援,实在忍无可忍,主动请缨,蒋介石难下决心,急得在办公室里转来转去。
无奈之下,蒋介石任命张治中为第五军军长,率领87师、88师及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导总队,增援上海。
15日,张治中出征前,留下一封遗书,为保家卫国,但求马革裹尸……
有血有肉的中华儿女,对侵略者敢于献身的精神,这是中国生生不息文化的传承。
20日,日军出动约2万人,在飞机、军舰和坦克的掩护下,对庙行发动总攻。
蒋光鼐指挥第十九路军和第五军坚决反击,战斗异常惨烈。
三天内,我军以伤亡2000余名官兵的代价,击毙、击伤日军800多人,打退了敌人数次进攻,取得了庙行大捷。
美国记者斯诺深入前线,报道说:“中国军队只能靠迫击炮、步枪和少数机枪抵御拥有优越得多的重武器的入侵者,要有多大的战斗精神啊!这是一种我原来不知道中国人所具有的坚韧不拔的战斗精神。”
这种精神,在20年以后的朝鲜战场上,让更高傲的美国大兵也付出了沉重代价!
日军增兵日多,而驻无锡、苏州一带的上官云相一师,驻浙江的戴岳一旅,驻江北的梁冠英一路,以及在杭州、赣东等地的蒋介石嫡系部队约60个师、200万部队,却坐山观虎斗。
在上海的部分国民党中委实在坐不住了,集体联名,责问蒋介石为何见死不救。
不但如此,军政部按照蒋介石的授意,不发给十九路军一枪一弹一分军饷,反而通令全军:十九路军有三师十六团,无需援兵。各军将士非得军政部命令而自由行动者,须受抗命处分。
蒋介石这种行为与事敌卖国的汉奸行为无异。
二刺白川连日血战,让中国士兵伤亡惨重,枪支弹药损耗严重,士兵们有枪无弹,或者无枪无弹,只能靠大刀与武装到牙齿的日军拼杀。
蒋光鼐、蔡廷锴派人来请王亚樵想办法。
他们介绍了部队的困难,然后问:“九哥在上海多年,情况熟悉。你看,可有什么救急良策?”
“远水解不了近渴,只能就地取材。”
“就地取材?”蒋光鼐不解地看着王亚樵。
“对,就地取材。上海就有兵工厂,要枪有枪,要弹有弹,还有火炮……”
“可是,没有军政部的命令,上海兵工厂会支援我们吗?”蔡廷锴摇摇头,感到不太可行。
“大敌当前,杀敌要紧,不能墨守成规,只要你下个命令,我王九派人去领,领不出来,就进去抢!”
蒋光鼐与蔡廷锴相互看了一眼,未做任何表态。
王亚樵认为,他们不表态,就是默许吧。
当夜,王亚樵派出郑抱真、华克之等人去城南高昌庙镇,利用同乡关系,很快就摸清了上海兵工厂有一批军火,在夜间用军车押送南京的情报。
王亚樵率领一百多人在昆山设下埋伏,拦截了这批军火,自留一部分,其余的全部交给十九路军。
蒋介石接到报告,暴跳如雷,严令蒋光鼐把军火追回。
蒋光鼐装聋作哑,说自己一无所知。蒋介石也没有办法。
王亚樵的义勇军与十九路军各选50人,组成敢死队,化装成市民,由余立奎任队长,利用夜色强攻在虹口的日军司令部,打得敌人龟缩在建筑物内,负隅顽抗。
第二天,日军司令部不得不迁到日军联合舰队旗舰“出云丸”号上。
2月29日,日军进攻受挫,不得不再次换帅,由前陆军省大臣白川义则大将接替。
对,就是在沈阳曾经被王亚樵行刺的那一个。
当时,日本巡洋舰“出云丸”号停靠在三菱码头,距离外白渡桥北日本领事馆不远,为了保护此战舰,日本岗哨密布,外人及其船只无法靠近。
这艘巡洋舰是一艘由英国制造,排水量近万吨的军舰,曾经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日俄战争,并担任过天皇座舰。
它长121.92米,宽20.93米,吃水7.37米,装甲坚固,火力凶猛。
要是把它炸沉,对侵占上海的日本鬼子,肯定是一个沉重打击。
阮尚玠和欧阳师长找到王亚樵,把计划炸掉出云舰的计划和盘托出。
这样可使日寇其群龙无首,给日寇以致命的打击。
经过研究,军方和王亚樵拟定了由潜水员将水雷推至该舰起爆的方案。
为此,专门制作了一枚500磅的大水雷。
为了使潜水员能在水中推动水雷而不被发现,他们把40只空的火油桶密封好,固定在一起,再将水雷固定在下面,这样就成了一枚能在水下推行的大水雷。
但是,谁能担负起炸舰的重任呢?王亚樵拍着胸脯说道:“你们放心,潜水员我来选派!”
王亚樵把敢死队队长龚湘龄叫到指挥部,选拔了七名浪里白条”,在闵行秘密训练,最终确定了两个胆量、水性俱佳的“水鬼”作为主攻,其他人作为预备队员。
1932年3月1日,日本帝国主义扶持的傀儡政权“满洲国”正式成立,长春被定为“国都”,改名“新京”。
消息传出,王亚樵义愤填膺,决定在这一天实施炸舰行动。
王亚樵通过一五六旅旅长翁照垣的关系,通知吴淞警戒部队,在约定的时间内,有两只渔船通过出口,并由吴淞要塞司令部发给特别通行证,不许检查,给予放行。
龚湘龄指挥把两只船上的水雷、炸药全部下到江底,而后有两名敢死队员把水雷、炸药从江底运到出云舰底下放好。
等两名敢死队潜水员回到渔船之后,水雷、炸药爆炸……
在武昌路的一个高层房间了,王亚樵手持高倍望远镜,监视着炸舰行动。
冲天巨浪过后,“出云丸”摇晃了一阵子,却没有完。
王亚樵使劲吐出嘴里的香烟,狠狠地骂道:“白川这个王八蛋,真是命大!但我不相信他能躲过了初一,还能躲过十五?”
原来,因为水流湍急,水雷漂离了最佳位置,没有炸沉“出云丸”,却给日军沉重一击。
事情发生后,白川大将慌忙把指挥部又搬回了陆地。
次日,日军占领真如、南翔之后,宣布停战。
三刺白川王亚樵与白川算是“杠”上了,是啊,凡是每一个有血性的中国人都会对侵华的日本鬼子有切齿之恨。
不单单是中国人,整个受日本侵略的亚洲人都对日本暴行有血海深仇,包括我们的邻居朝鲜。
而第三次行刺白川的人恰恰就是一个朝鲜人。
尹奉吉于1908年6月21日出生在韩国忠清南道的一个贫农家庭里。
甲午战争后,日本用武力把清朝势力赶出了朝鲜半岛;1905年11月,又强迫朝鲜签订“乙巳保护条约”,使朝鲜沦为“保护国”;1910年,正式吞并朝鲜,实行最残酷、最野蛮的“武断政治”。
1919年1月22日,老国王李熙突然死去,并计划在3月3日举行国葬。
“他是被日本帝国主义毒死的!”各种传言不胫而走,长期压抑在朝鲜人民心头的怒火呼啸而出。
3月1日,几十万朝鲜人民走上街头,在汉城塔洞公园举行集会,高唱《光复歌》……高呼“朝鲜独立万岁”、“日本人滚出朝鲜”等口号,进行游行示威。
日本军队残酷镇压,7500多人被害,1.6万人受伤,4.7万人被捕。
一些爱国人士为逃避追杀,辗转来到上海。
在杜月笙的安排下,1919年4月11日,朝鲜流亡志士在法租界金神父路22号召开会议,29名议员出席,组成议政院,选举李东宁为议长,宣告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成立。
李承晚为临时政府国务总理。
4月13日,临时政府在霞飞路321号正式挂牌。
但由于缺乏资金,这个没落的大家庭跟乞丐窟没什么两样,到1928年的时候,临时政府成员只剩下几十人,其他人都各奔前程。
目睹国破家亡,逐渐长大的尹奉吉立志要为国家独立、民族复兴尽一份责任。
1930年,22岁的他听说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中国上海成立的消息,给妻子留下一张写着“丈夫离家生不还”的纸条,毅然决然地前往上海,寻找救国方法。
在经过忍饥挨饿,克服重重困难,途径大连、青岛等地,于1931年5月8日来到上海。
可这么大的上海滩去哪里寻找组织呢?
他问了很多人,走了很多地方,却没有找到所说的“临时政府”。
尹奉吉索性一不做二不休,用“常破衣废履,行于堂皇大路上”。
这样的精神,自然引起同胞们的议论,尹奉吉的行为,让在朝鲜同胞中有“豪侠”之称的金九顿生好奇,经过多日暗中观察,确信他神志清醒,并非日本侦探,便约他到小酒馆会面;通过交谈,尹奉吉的雄心壮志让金九十分赏识。
于是,就提供资金,资助他在虹口一带卖菜。
尹奉吉利用自己会说日本话的优势,与日本人接触,并经常给一些日本家庭、甚至部队供应蔬菜,熟悉情况,搜集情报,为复仇做准备。
在王亚樵等人的资助下,1932年4月26日,金九决定派遣尹奉吉完成刺杀白川、捣毁“淞沪战争祝捷大会”的使命。
尹奉吉在太极旗下,“咚、咚、咚”磕了三个响头,然后起身对金九说:“金部长,你就下命令吧!”
按照规矩,金九主持了尹奉吉加入“韩人爱国团”仪式。
之前,金九再次征求他的意见:“奉吉啊,此去断无生还可能。你上有老、下有小,要是后悔,现在还来得及……”
尹奉吉说:“这是我生命的价值所在!人生一世,草木一秋。我的一切属于祖国,属于自由……”
“我知道你已下决心。但是作为长辈,我还是要提醒你一句,人的生命仅有一次。而且,你还年轻,父母和妻子、儿女还在盼你回去……”
“不!金先生,祖国还在日本鬼子的统治之下,人民还过着牛马不如的亡国奴生活,我一点责任也没尽到,日本人既然不让我们像人一样去生活,我们还有什么好顾忌的,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一个。”
“那好,我代表临时政府,代表所有被压迫被侮辱的人民感谢你!”
金九张开双臂,与尹奉吉紧紧拥抱,放声大哭。
半晌,他在尹奉吉的耳畔,郑重地说:“义士,你放心地干吧。我活着,你的父母就是我的父母;我死了,就去黄泉之下拜会你。到那个时候,咱俩无忧无虑,一醉方休……”
没想到后来两人这个愿望真的实现了!墓地相邻,看来冥冥之中的确另有安排。
1932年4月27日,尹奉吉与金九一起,到虹口公园“踩点”,正看见日军正在搭建2米高、6米宽的检阅台。
出来后,又在一家日本人开的书店,买到一张白川的画像,和一面小太阳旗。
回到住处,两人做了进一步研究,感到,日军组织大型活动,出于安全考虑,必然要用探雷器对过往人员进行安全检查。
原计划用大号篾壳暖瓶装白金炸弹的方案不便施行。
怎么办?
就在他们绞尽脑汁,无计可施时,日本人创办的《上海日日新闻》报道说:“欢迎与会者携带‘便当’和水壶,祝捷大会后,自行组织野餐会。”
真是天助我也。
金九连夜找到上海兵工厂的中校兵器主任王雄,转请中国工程师王伯修紧急研制特型炸弹。
29日上午9点半,祝捷阅兵式开始,日军士兵方阵端着三八大盖步枪,刺刀闪闪,耀武扬威,一一接受检阅;到场的观众挥舞着太阳旗,神气十足。
检阅台上,不仅有白川大将等日本高官,还有应邀而来的外国使节。台下,十几名宪兵荷枪实弹,排成半圆形,最远处距离主席台有二十多米,最近也有十几米。
尹奉吉夹杂在欢呼的人群中机警地寻找着机会。不能盲动,如果伤及外国使节,就会适得其反,引发世界各国对韩国的仇视。
好不容易,等到11点半,阅兵式结束。
外国使节离席。军民联欢活动接着举行,日本海军军乐队奏响了《君之代》(日本国歌)。
所有的人神情庄重,一动不动,齐声高唱。
谁能料到,日本鬼子的国歌,真正成为“鬼歌”,此时不出手等待何时!
已经被挤到前排的尹奉吉悄悄地拔开“便当炸弹”上的保险,朝着白川奋力一掷。
白布包裹着的便当在空中划出一道漂亮吗弧线,像懂得似的,不偏不倚,正好落在白川的脚下。
白川见到飞来的“礼品”,不敢妄动,生怕演奏国歌期间自己乱动,犯了欺君蔑国之罪。
“轰”的一声巨响,浓烟滚滚,《君之代》成了“鬼之代”。
刺杀一举成功,尹奉吉欣喜若狂,难以自已。
他大笑着,狂叫着:“成功了,成功了!”
就在他手舞足蹈地摘下身上背着的军用水壶,准备再投过去的时候,被身边惊醒过来的日本宪兵和日本群众给摁住了。
“四二九”义举一鸣惊人。
侵略上海之敌总司令白川大将 身中204个大弹片,小片无数,于5月26日,毙命于上海;第三舰队司令野村中将眼珠突出,一眼失明;敌九师团长植田中将,一只脚被炸断;驻华公使重光,也被炸断了脚,虽然没死,但是终身残废。
炸弹片带着被侵略国家人民的仇恨,狠狠刺向了鬼子。
尹奉吉的义举震惊世界,更激励中国。
在一次军事会议上,蒋介石感慨不已:“国民党十个师团未能做到的事,朝鲜一个年轻的义士却办到了。”
1933年1月,蒋介石在南京会见金九,密商双方合作事宜。
经蒋介石批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每月拨款5000元,供金九等日常开支,其他事业费由金九提出计划,报蒋介石批准后,另行核发。
尹奉吉、安昌杰、金天山三人完成任务后,王亚樵送去慰问金4万元。
尹奉吉被捕后,日本鬼子对其百般摧残、折磨,但他宁死不屈,没有出卖任何同志。
5月25日,尹奉吉被日本上海派遣军军法会议判处死刑;11月18日,由日军重兵秘密押送日本;12月19日上午7时,在日本石川县三小牛陆军工兵作业厂,尹奉吉身中26弹,壮烈殉国。
尹奉吉牺牲后,连日本人都为他的英勇无畏所感动,在他的坟前树立一块木牌,上写:“尹奉吉义士暗葬之迹”。
日本投降后,韩国光复。
1945年11月5日,金九等29人乘坐飞机自重庆经上海返回韩国,受到韩国人民的热烈欢迎。登机前,他对送行的中国友人说:“余居贵国二三十年,无异自己家乡……”
日本鬼子投降后,1946年6月15日,尹奉吉义士的遗骨被迎回韩国釜山,百姓身穿素服,夹道鞠躬。
已经成为韩国总理的金九亲自来到国葬现场,双手搂着棺椁,放声痛哭,以示对这位昔日的战友、英雄无限的哀伤。
1949年4月29日,故乡礼山郡为尹奉吉树立纪念碑;6月26日12时36分,在汉城京桥庄寓所,74岁的金九被支持李承晚的极右主义者、陆军少尉安斗熙暗杀身亡。
7月5日,韩国政府举行国葬,将金九先生也安葬在孝昌陵园,与尹奉吉墓并排而立,实现了两位英雄“日后黄泉之下再见,一醉方休”的盟约。
这肯定是上天另有安排。
你身边遇到过哪些毁三观的奇葩?
什么是“毁三观”,为什么会发生,在小雪的眼中,除了女孩喜欢渣男,还有职场勾引上司,都是在我身边发生的真实故事。
自己知道自己是小三,在公司却和老板上床?有一次,XX告诉我,她和自己的老板上了床,而且不止一次,她喜欢这种感觉。说真的,对于这种事我是第一次听说,瞠目结舌。
老板对于女子,用的套子都是半夜女孩子一个人出去买的,女孩竟然一点也不介意,还把这种事称为“也许我从小缺少父爱”吧。
和自己老板上床,竟然说的这么冠冕堂皇,我真的哑口无言,你们身边有没有这种事情呢,一个实习生,和老板上床,还想小三上位让老板离婚,这可能吗
都说渣男不缺爱,女孩子为何对渣男情有独钟?XX是小雪中意的人,但是,暧昧一段时间以后,她却告诉我,她已经有喜欢的人了,翻了她的微信才知道,原来,她喜欢的人,在我的眼里,就是那种渣的不能再渣的男人。
在大学的时候我就发现,女孩子们都喜欢渣男,这件事我百思不得其解,为何善良的人都不会受人待见,玩弄别人感情,在外面干一些见不得人的事情的人却能吃香,谁能告诉我。
我的三观很正,但是却没有一个真正懂我的人,也许还没有遇到,对待一个人掏心掏肺没有任何结果,换来的恐怕只有暗自伤心罢了。
为什么看不到他们展现出高出本土国脚一筹的水平?
自从中国有了归化球员之后,大家对归化球员有不同的看法,有的全力支持归化球员,认为他们加入国足,可以瞬间提高战斗力,帮助国足出线,但也有一些人反对归化球员,认为不会唱国歌的人也能叫中国队,正是有两种不同的声音,让大家对归化球员有不同的看法,恒大对待归化球员十分支持,所以全力支持归化,如今恒大拥有好几位归化球员,那么粤媒如何评价这些归化球员?
我们知道艾克森是最早归化的非华裔球员,他也是最早加入国足的非华裔球员,再加上他以前代表恒大取得很不错的成绩,无论在中超,还是亚冠都取得令人羡慕的成绩,他是目前为止中超射手王,他的纪录还没有人打破,他帮助球队夺得多届中超冠军和亚冠冠军,这些荣誉让恒大球迷敬仰,但粤媒对艾克森的评价并不高,到底怎么评价?
前几天南方都市报对艾克森的评价如下:认为他已过巅峰,状态看起来跟一名本土国脚水准相当,单兵推进能力已不如阿兰。状态相当于本土国脚的水平,这一点在去年40强赛已经体现出来,艾克森随着年龄的增加,竞技水平确实处于下坡路,虽然本赛季能够以内援注册和出场,但对于恒大的优势并不大。
从以上这番话可以看出,他认为艾克森的状态与本土国脚水平差不多,甚至还不如本土国脚进球的数量多,单兵能力不如阿兰,状态也不敢恭维,很多人拿40强赛说事, 说艾克森的发挥不如本土球员,进球数量也不如杨旭,这样的状态对于国足和恒大的帮助也有限,那真是如此吗?
黄强歪谈体育认为,艾克森与几年前相比,水平的确下滑了不少,几年前他代表恒大,无论是中超还是亚冠,那水平堪称顶尖水准,爆发力和力量,在中超没有几个人能够相比,但是几年之后,艾克森年龄大了,身体发福,再加上状态也不如从前,所以他在恒大和国家队表现不如人意,但南方都市报说他的水平和状态不如本土国脚,小编认为太高抬本土国脚,不管是杨旭,还是韦世豪,都不可能与艾克森相比,给他配几个外援水准的球员试一下,他仍然是顶尖水平,不要认为本土球员不给他传球,就觉得他没有水平,只要阿兰、费兰多、洛国富、高拉特等人一起进入国足,有人给他传球,那个时候艾克森还踢不出水平,你们可以这样说,但是现在如此评价艾克森还有点早,你们认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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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时期的巴顿将军的死因到底是因为什么?
巴顿将军的妻子是个富二代,有钱有闲,前后雇佣了七名私家侦探调查丈夫死亡真相。刚有一丝眉目,她自己也坠马身亡。
这场车祸确实疑点重重,同车的霍普·盖伊将军、还有司机霍勒斯·伍德林几乎连个擦伤都没有,拍拍身上的灰尘,自行走路回家去了,为何单单后排的巴顿重伤不治?
关于巴顿车祸疑云,我们先简单整理一下事故发生经过。
再有,巴顿将军的孙子詹姆斯·巴顿·托顿对于爷爷的死,到底是怎么说的?
一、巴顿刚烈的妻子,掘地三尺寻找真相大家都知道巴顿将军一生狷狂桀骜,目下无尘,包括隆美尔、蒙哥马利他都不放在眼里,但只要遇到一个人,他便乖得像绵羊。
这个人便是他的妻子——比阿特丽斯·班宁·艾耶(Beatrice Banning Ayer)。
二人的结合怎么说呢,打个比方,好似泰坦尼克号“男版露丝”嫁给了“女版卡尔”。
双方家境悬殊,女方的父亲是波士顿羊毛大王弗雷德里克·艾耶,富甲一方,而巴顿除了母亲的贵族姓氏,几乎一无所有。
1885年11月11日,小乔治·史密斯·巴顿出生于美国加州。
他的父亲是一名中产律师,母亲则是一个英国没落贵族后代。
1904年6月,巴顿进入西点军校就读,因为外语和数学成绩不好还留级一年。毕业后,他第一件事是加入第一集团军第十五骑兵团任少尉;第二件事就是与青梅竹马的比阿特丽斯举行了婚礼。
从现今保存的巴顿信件来看,他对这位妻子是一往情深的。
某次,他在信中说:“当我心情极为糟糕的时候,我就回想起你二十二岁那年在棒球场观众席上的一个笑容,烦恼顿时烟消云散。”
二战时,某夜巴顿正研究地图,一边的煤气灯突然爆炸,烧伤他半边脸,他在写给妻子的信中说道:“我唯一害怕的是双眼失明,再也看不到你那张美丽的面庞。”
某日,比阿特丽斯思念成狂,命令自己的仆从将行李打包,钉了十多个木箱,跳上轮船前往欧洲战场探望丈夫。二人一见面,巴顿欣喜万分,他故作潇洒地将手中的一把佩剑扔向妻子:“喏,就用这个开箱!”
军迷们都知道巴顿自己发明了一款“巴顿佩剑”,那是一把骑士单手佩剑,上面还刻有族徽。
巴顿本想显摆一下,但妻子不解其意,顿时花容失色,怒不可遏,拎着这把骑士佩剑满军营追打丈夫——“好哇!你居然叫老娘自己拆箱?!”
在下属面前丢尽颜面的巴顿并不介怀,反而拿这件事四处炫耀,“看呐,我老婆是有多勇猛,她是有多刚啊!”
是啊,就是这样一位刚烈的女子,怎么能允许自己的丈夫死得不明不白?
从1945年12月21日巴顿去世,再到1953年9月30日她自己去世,整整八年时间,这位执拗的妻子从未停下对丈夫真正死因的调查。
二、巴顿之死和他最后的时光1945年5月,二战已接近尾声,巴顿搬进了新的私人府邸——巴伐利亚泰根湖边一幢豪宅,这里奢华气派,帆船、花园、泳池、保龄球馆一应俱全。
我们在电影里看到的巴顿不论走到哪里都是豪宅雪茄还真不是夸张。
这幢宅子的主人是什么人呢?就是希特勒自传《俺的奋斗》那个出版商麦克斯·阿曼。
自打巴顿住进这幢宅子仿佛邪灵附体,终日大放厥词。这位从北非战场一直打到希特勒家门口的铁血战士,此时闲得发慌,心里长草。他当众感慨道——“我热爱战争、工作和振奋人心的事,和平对我来说是一座地狱。”
手下人除了面面相觑还能怎样?
那段时间巴顿与华府密电往来不断,请求上峰将自己调往太平洋战场,建议很快被驳回,令他非常沮丧,于是又跟下属第三军指挥官詹姆斯·范弗利特少将发牢骚。
他不无醋意地说道:“哼,那个舞台上已经有一位明星了,在一场演出中只能有一位明星。”
1945年5月,这个月里巴顿几乎将一辈子的牢骚都发泄完了,某些言论令人极度怀疑他被炮弹震坏了脑壳,比如——“让我们擦亮靴子,磨尖刺刀,向这些人(苏方)展示力量。这是他们理解和尊重的唯一语言。如果你做不到这一点,那么我想对你说,我们战胜了德国人,解除了他们的武装,但输掉了战争。”
这番口无遮拦的言论被许多人认为是他招致灾祸的根苗。
6月,巴顿被华府紧急召回,在波士顿宣传战争债券!
那是一个令所有军人终生难忘的场面——仪仗队、红地毯、十七响礼炮,十里长街,泪眼汪汪的人群,到处是鲜花和掌声。
妻子比阿特丽斯在日记里写道:“我一路上根本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吐出每一个字母都是艰难的。”
在波士顿风光数天后,他又飞往好莱坞,当着上千名明星的面发表演讲,最后售出百万美元债券!
然而眼前的荣耀仍令巴顿兴致缺缺,一个月后,他折返德国,并在那里度过了漫长而无聊的秋天。
12月的一天,巴顿最害怕的事情发生了——他被华府召回履职。
就在他即将动身的前两天,12月8日夜里,盖伊向巴顿建议,第二天他们应该在总部西南约一百英里的一个众所周知的盛产野鸡的地区狩猎。巴顿热情地接受了。他想不出比和一位值得信赖的老朋友打猎更好的方式来度过他在欧洲的最后一个星期天了。
1945年12月9日上午9点整,二人乘坐一辆1939年75型号的凯迪拉克出行,中士乔·斯普鲁斯驾驶的吉普车紧随其后,车上装着枪支和一条猎犬。
中途,吉普突然超车,绕到巴顿座驾前方。当时车里的二人都未留意,以为乔正在带路。大约在中午11点45分左右,行至曼海姆东北郊区一个十字路口,一辆重约两吨半的美国军用卡车突然斜冲过来,砰地一声,成90度角撞上巴顿的卡迪拉克!
货车右前保险杠砸碎了凯迪拉克的散热器和保险杠。
司机和后排的盖伊毫发无损,盖伊身边的巴顿撞到玻璃隔断的钢架上,又弹回座位,头部受伤而流血不止。显然,那个年代没有安全带这一说。当时巴顿整个人呈半昏迷状态,他迷迷糊糊地嘟囔着,说自己“脖子以下没有知觉”,紧接着,又说了一句,“我想,这是极好的死法。”
刚巧一位路过的红十字会护士全程目击,她打电话叫来急救车,将巴顿送往十五英里之外的海德堡第130野战医院。
于是,人们便有一个疑问产生——先前带路的中士乔·斯普鲁斯,此时哪去了?
三、巴顿太太调查得来的几条线索1945年12月9日中午12点45分,巴顿入院,当时脉搏45,血压86/60,严重外伤导致休克。他被诊断为颈部以下瘫痪,第三颈椎骨折,第四颈椎后脱位,骨髓是否切断不明。
当晚,他接受了粗暴且极其痛苦的牵引。
在野战医院的二十天里,巴顿大部分时间是清醒的。
12月11日,他的妻子比阿特丽斯带着一名神经科名医从美国飞来,到了医院拿到病历,上面写着——“康复预后越来越严重”。巴顿也有一种非常不好的预感,见到妻子,他第一句话说道:“恐怕,Bea,这大概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
这简直一语成谶。十天后,巴顿于12月21日晚17点55分平静地去世,享年六十岁。
官方结论是——巴顿死于肺水肿和充血性心力衰竭。
没有尸检。
许多年后的1986年,好莱坞拍了一部电影叫《巴顿将军之死》,导演是《西线无战事》德尔伯特·曼,主演仍是乔治·C·斯科特。
2008年春天,巴顿将军的孙子詹姆斯·巴顿·托顿曾向媒体透露,祖父去世后,他的祖母比阿特丽斯对丈夫的死一直耿耿于怀,在她生前最后八年里,曾前前后后委托七名私家侦探,上下求索,调查丈夫的真正死因。
(注:2019年5月5日,巴顿的孙子詹姆斯·巴顿·托顿在捷克参加庆祝二战胜利七十四周年活动)
据詹姆斯所说,“祖母试图揭开真相,调查人员发现相关材料奇缺。当他们在圣路易斯国家档案馆翻阅巴顿的军事人员档案时,在1300多页文件中,只有15页是关于车祸的。非常奇怪的是,事故发生后不久,陆军的事故报告就不见了。”
一位军旅作家曾肯定地告诉詹姆斯,他的祖父由于大嘴巴,想将美国拖入另一场战争被上峰密裁,一位叫巴扎特的神枪手近距离向其射击,这就是巴顿为何折颈的原因。
近年来,巴顿的孙女海伦·巴顿亦跳出来指证——“祖母曾说,最令人发指的阴谋论来自一位神秘的上校,他在二战时期曾是双重间谍,在诺曼底经营电台。上校亲口证实,130野战医院的护士或医疗护理受到上层指示——一旦我祖母离开病房,就打开爷爷房间的窗户,这样他就会感染肺炎。”
看来这位伟大的祖母搜集情报的本事不小,只可惜比阿特丽斯早于1953年9月30日死于一次坠马事故,享年六十七岁。
她手里的那些材料随着岁月的流逝下落不明,踪迹皆无,淹没于历史的洪流之中……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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