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托远行,艾青作为中国现代诗的代表诗人

1、受托远行，艾青作为中国现代诗的代表诗人？

艾青既是优秀的现代诗人，又是杰出的诗歌理论家。1938年至1939年间，他先后写下了《诗论》、《诗人论》、《诗的散文美》、《诗与宣传》、《诗与时代》等诗歌理论文章。后来，他将这些篇章集成《诗论》出版。

这部《诗论》是我国现代新诗理论批评史上第一部完整系统的诗歌美学著作，阐释了诗歌创作的一系列理论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观点：

1、诗是真善美的统一，这是艾青诗歌创作理论的核心观点；

2、提倡诗人接触社会现实生活，抒写真情实感；

3、诗歌创作应有明确的目的，即要注重诗歌的社会功利性

4、在诗歌创作中应将形象思维规律，即语言、形式、意象、想象、象征、意境等的统一起来

5、崇尚自由诗体，注重诗的散文美

我将从以上5点出发，回答问题。

艾青塑像

01 诗歌是真善美的统一，这是艾青诗歌创作理论的核心观点

艾青在《诗论》中开宗明义写道：

“真、善、美，是统一在人类共同意志里的三种表现，诗必须是它们之间最好的联系。”

他认为真、善、美三者是我们对于世界的认识，给予我们对于未来的信赖，其中善是社会的功利性，善的批判以人民的利益为准则，美是依附在人类向上生活的外形，没有离开特定范畴的人性的美。他形象地写道：

“我们的缪斯是驾着纯金的三轮马车，在生活的旷野上驰骋的—那三个轮子，闪射着同等的光芒，以同样庄严的隆隆声震响着的，就是真、善、美。”

回顾自“五四”时期至三十年代的新诗理论批评史，没有哪一位诗论家那样从真、善、美相统一的高度深入地揭示过诗歌的本质。

上世纪二十年代的诗人、诗论家受古典诗词、诗论的影响较探，因而他们在探索提高诗美的途径时，比较注重诗的形象、主题、构思、音节、意境，很少论及象征，意象、通感、暗示、句式、跳跃等现代诗常用的艺术手法。因此，对诗美的探讨既不够深入，又缺乏现代色彩。

在中国现代新诗理论批评史上，艾青不但第一个提出了诗是真、善、美统一的观点，而且阐明了真、善、美万者在诗中的辩证关系。艾青认为诗的生命是真实性之成了美的凝结；离开了真实性，善也就无法存在；而离开了善，真与美的价值也就必然受到严重影响。

他认为一首诗必须把真、善、美融合在一起。真的、美的内容必须通过美的形式表现出来，才能成为一首好诗。艾青指出美只是外衣——为了用来遮蔽真与善的裸体。他不但指明了真、善、美三者在诗中的作用，更揭示了它们在诗中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

艾青提出真、善、美及其辩证统一的诗论主张，为建设科学的完整、系统的诗学奠定了三大基石。

02 提倡诗人接触社会现实生活，抒写真情实感

艾青认为诗是由诗人对外界所引起的感觉，注入了思想与情感，而凝结了形象，终于被表现出来的一种完成的艺术。

诗人接触丰富多彩的社会现实生活，是诗歌创作的第一步。在接触生活的过程中，诗人由多方面的感觉产生感性认识，由感性认识而到达理性认识，产生情感，形成思想，才能创作出富有艺术魅力的诗篇。

艾青指出“诗的生命是真实性之成了美的凝结”这里所说的真实性，包涵两层意思，一是诗人在接触丰富的现实生活的基础上，概括、提炼出高于生活而又反映生活真实的诗歌形象；二是汇接触丰富的现实土活的过程中，诗人产生真挚、强烈而又崇高，体现时代精神的感情。这二者是诗歌的生命。

诗歌真实命题的提出，势必涉及诗与生活的关系问题。艾青在《诗论》中，简明扼要地阐明了生活是诗歌创作的源泉。

他认为生活是艺术所由生长的最肥沃的土壤，思想与情感必须在它的底层蔓延自己的根须。诗的旋律，就是生活的旋律，诗的音节，就是生活的节拍。正因为生活是诗歌的源泉，因此艾青认为愈丰富地体味了人生的，愈能产生真实情感的诗篇。

所以，艾青认为形象是文学艺术的开始。他说：

“诗人一面形象地理解着世界，一面又通过形象向人解说着世界，诗人、理解世界的深度，就表现在他们创造的形象的明确度上。”

诗歌形象并非生活原型的复制和照搬，它只有蕴含着诗人真挚的感情与正确的思想，才能揭示生活的真谛，并具有艺术感染力。而诗人真挚的感情与正确的思想，只能来自丰富的生活实践。

艾青指出诗人必须在实践里极取创作的源泉，把每人每日活动在人世间的悲、喜、苦、乐、憎、爱、忧愁与愤满里，将全部的情感都在生活里发酵，酝酿，才能从心的最深处，流出无比芬芳与浓烈的美酒。

在阐明生活是诗歌创作源泉的基础上，艾青对“体验生活”作了解释。他认为诗人在体验生活时必须将自己的心理活动“也溶进在生活里”，“而不是在生活里做一次‘盲目飞行’”。

03 诗歌创作应有明确的目的，即要注重诗歌的社会功利性

艾青在《诗论》中说：

“善是社会的功利性，善的批判以人民的利益为准则。”

在艾青看来，凡是能够促使人类向上发展的，都是美的，也都是善的，也都是诗的。这便是他所提倡的诗歌应具备社会功利性。

他强调诗歌与宣传本质上的一致性。他在《诗与宣传》中认为，诗的宣传功能，在使人心理引起分化与重新凝结，使人对于旧的世界的厌恶成了习惯，和对于新的世界的企望成了勇气。

艾青认为诗人生活在人类里面，呼吸在人群的欢喜与悲哀里面，他必须通过他的心，以明彻的观照去划分这丰富与繁杂的生活成为两面：美与丑，德性与恶行；他会给一面以爱情，给另一面以僧恨。

因此，在他看来，任何艺术从最根本的意义说，都是宣传，也只有不叛离宣传，艺术才得到了它的社会价值。

正因为艾青注重文艺的社会功利性，所以他认为诗人写诗，应有明确的目的性。他说“创作的目的，是作者把自己的情感、意欲、思想凝固成了形象，通过发表这一手段而传达给读者与听众，使读者与观众被作者的情感、意欲、思想所感染，所影响，所支配。”

但艾青重视诗的宣传作用，并非将诗等同于政治宣传，并非要求诗人将政治概念、标语口号照搬进诗里。他说：

“不要把宣传单纯理解做那些情感之浮泛的刺激，或是政治概念之普遍的灌输；艺术所能尽的宣传作品比这些深刻，更自然，更永久而又难于消泯。”

正因为艾青重视诗歌的社会功利性，因而他要求诗人不停留在感觉上，对事物应当由感性认识进入理性认识，这就是他要求诗歌的应具备思想性。必须把对于外界的感受与自己的感情思想融合起来，必须有丰富的思考力，概括力，想象力。

而且，艾青要求诗人做时代的“最忠实的代言人”，实现“小我”与“大我”的统一，通过诗人自我感情的抒发来表现时代精神。他认为诗人应该借“我”来传达时代的感情与愿望，关键在于诗人与时代同忧患，共欢乐；必须将个人的痛苦与欢乐，溶合在时代的痛苦与欢乐里；时代的痛苦与欢乐也必须揉合在个人的痛苦与欢乐一起。

艾青关于“小我”必须与时代“大我”相统一的论述，是对二、三十年代象征派、现代派诗人沉缅于个人小小的悲欢里而远离时代的历史教训的深刻总结，对当代诗坛也有着现实的指导意义。

04 诗歌创作中应将形象思维规律，即语言、形式、意象、想象、象征、意境等的统一起来

艾青说的“诗是由诗人对外界所引起的感觉，注入了思想与情感，而凝结了形象，终于被表现出来的一种‘完成’的艺术。”言简意赅地揭示了诗歌创作的形象思维的特殊规律。

感觉是诗歌创作的契机，是诗歌创作的基础。但在感觉阶段，客观事物作用于人的感觉器官的仅仅是事物的个别属性，所以艾青指出不要满足于捕捉感觉：

“诗人必须是一个能把对于外界的感受与自己的感情思想融合起来的艺术家。”

感觉只感觉现象问题，只有理性认识才能认识事物的本质。艾青既坚持了唯物论的反映论，认为人们的认识从感觉开始，又坚持认识论的辩证法，即感性认识必须上升到理性认识。他认为思想力的丰富必须表现在对于事物的本质的了解的热心，与对于世界以及人类的命运的严肃的考虑上。

塑造生动、丰富的诗歌形象，是诗歌创作的重要一环。艾青说：

“诗人主要的是要为了他的政治思想和生活感情，寻求形象。”

他甚至将用朴素的形象的语言，将所理解的，所感觉的表达出来，视作诗歌创作的“秘诀”。

诗歌是语言艺术，独特的诗歌风格的形成离不开语言，而色彩是语言的要素。艾青指出简约的语言，以最省略的文字而能唤起一个具体的事象，或是丰富的感情与思想的，是诗的语言。而明朗的语言，则能给健康而美的思想与情感以完全的裸体。

艾青提倡诗歌语言的简约、明朗，并非主张诗歌语言的一览无余。他在提倡诗歌语言的简约性、明朗性的同时，主张诗要含蓄，要求诗歌里面必须含有思想与情感，诗歌语言必须富有暗示性和启示性。

诗歌要创造形象，离不开意象、象征、联想、想象等艺术手段。艾青认为诗歌意象来自生活中的感觉。他说意象是纯感官的，意象是具体化了的感觉，意象是从感觉到感觉的一些蜕化。正因为意象来自生活中的感觉，因此它具有具体可感的特点。

艾青将意象比作蝴蝶：

“当它终于被捉住，而拍动翅膀之后，真实的形体与璀灿的颜色，伏贴在雪白的纸上。”

但是，诗歌意象并不是生活的简单临摹。诗人并不照搬感觉到的生活原型，而是运用大脑不息地把许多事物的意象，集中起来，组织起来，从而创造具有高度概括意义的诗歌形象。

在诗歌创作过程中，诗人只有在事物表象的基础上，展开由此及彼的联想，对生活原型进行加工改造，创造新形象，诗作才能概括生活。所以艾青指出：

“有了联想与想象，诗才不致于窒死狭窄的空间与局促的时间里。”

无论是接近联想，还是对比联想、因果联想，都是诗人由眼前的某一事物想到原先已经经验过的另一事物。想象是在原有感性形象的基础上创造出新形象的心理过程。所以艾青认为，想象是经验向未知之出发，想象是由此岸向彼岸的张帆远举，是经验的重新组织。

艾青对诗歌的象征、意境也作了言简意赅的阐发。西方象征派认为客观世界是虚妄的，无从知也无法知，只有主观世界才是真实的，因而他们反对文艺反映现实，主张作家彻底摆脱现实，借助于有形具象的客观事物来暗示象征主观精神。

艾青对西方象征主义作了唯物主义的改造。他认为“象征是事物的影射”，是事物互相间的借喻，是真理的暗示和譬比。在艾青看来，象征是诗歌创造艺术形象、揭示真理的一种手段，不再是表现超现实的“内心梦幻”的工具。

在《诗论》中，他明确指出意境是诗人对于情景的感兴，是诗人的心与客观世界的契合。

总之，艾青关于诗歌语言、形象、意象、联想、想象、象征、意境的一系列论述，全面揭示了诗歌创作形象思维的特殊规律。

05 崇尚自由诗体，注重诗的散文美

艾青在一次关于诗的谈话中认为：

“自由诗体受格律的制约少，表达思想情感比较方便，容量比较大—更能适应激烈动荡、瞬息万变的时代。”

因崇尚自由诗体，艾青特别注重诗的散文美，他认为散文的自由性，给文学的形象以表现的便利。

“五四”时期，郭沫若、胡适等人解放诗体的理论主张和创作实践，对于创建白话新诗，无疑具有巨大的意义。但他们对诗的音韵格律等形式美的因素重视不够，导致“五四”时期相当数量的诗作出现了散文化的弊病。

二十年代中期，闻一多、徐志摩、朱湘、饶孟侃等人针对新诗的散文化弊病，提倡现代格律诗。闻一多在《晨报副刊·诗镌》上发表了《诗的格律》一文，提出了诗的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的三美理论，丰富了新诗的艺术表现力。

但是，闻一多等人倡导的现代格律诗过严的格律主张，必然束缚新诗的创作，导致新诗程式化，戴望舒曾在《现代》杂志上发表了《望舒诗论》，对闻一多倡导的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理论作了全面的反驳。

艾青受了戴望舒的影响，1980年，他在诗刊社举办的青年诗作者创作学习会上讲到诗的散文美时说：

“我说的诗的散文美，说的就是口语笑、这个主张并不是我的发明，戴望舒写《我的记忆》时就这样做了。戴望舒的那首诗是口语化的，诗里没有韵韵，但含起来和谐。”

艾青提倡自由诗体，注重诗的散文美，并非一概反对诗的格律，更非提倡诗的散文化。而且在《诗论》中，他明确地揭示了诗的格律的艺术作用。

总而言之，艾青对现代诗创作理论的探索，推动了中国新诗的规范化和现代化进程。在以上的诗歌理论指导下，艾青的诗歌以它紧密结合现实的、富于战斗精神的特点继承了“五四”新文学的优良传统，又以精美创新的艺术风格成为新诗发展的重要收获。

回答完毕。

2、三星堆文明属于夏朝的巴蜀国吗？

三星堆文明是属于夏朝的巴蜀国吗？

是的。

三星堆一带的古文化遗存，即所谓广汉中兴遗址。

而巴蜀的历史，文献中记载丰富，虽然充满了神话传说色彩，不过，由于这里是僻处边远的少数民族，这些传说还是可信的。而三星堆正处于这个位置上，而且有着清楚的年代，正好可以彼此验证。

“兆基于上世，开国于中古。”蜀国的历史悠久，相传为为黄帝之后

《史记索隐》说，案世本蜀无姓，相承云黄帝后。且黄帝二十五子，分封赐姓，或于蛮夷，盖当然也。文献上分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蚕丛等王的时期。扬雄有《蜀王本纪》说，蜀王之名蚕丛，后代名曰柏濩，后者名鱼凫。此三代各数百岁，皆神化不死，……第二个时期是望帝时期，“后有一男子名曰杜宇，从天堕，止朱提……”第三个时期是开明时期。“荆有一人鳖灵，其尸亡去，荆人求之不得。鳖灵尸随江水上至郫，遂活，与望帝相见，望帝以鳖灵为相。”“凡王蜀十二世。”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后面两代的蜀王是外来的，而第一代的蚕丛一系才可能是黄帝之后。

那么怎么他就是黄帝之后呢？有记载吗？

这是有记载的。《华阳国志》说，蜀之为国，肇于人皇，与巴同囿。至黄帝，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阳，是为帝喾，封其支庶于蜀，世为侯伯，历夏商周。武王伐纣，蜀与焉。这里面的黄帝昌意娶蜀山氏之女说，在好多的史书都有记载。如《大戴礼记》《世本》《山海经》等。当然这里，有一处笔误，那就是生子高阳，是为帝喾应该为帝颛顼。这可以看出巴蜀先王是黄帝的子孙，出于颛顼一系。

当然，有人说这无从具体证明。那我们起码可以看出这样几点来，

一是蜀山氏为蜀地土著，起源很早，黄帝子昌意降居若水，反映的是中原文化传入川西平原一代。而这也是有三星堆文化的佐证的。

我们再来看三星堆文化，有四个阶段，一期为新石器时代晚期，二期为夏代至商代早期，三期为商代中期或略晚。四期为商代晚期或西周早期。我们在发掘中发现，以小平底罐高柄豆鸟头形勺等器形为代表的文化遗存，它的时间上至新石器时代晚期，下至商末周初或略晚，也就是说贯穿三星堆文化四个时期，与后来人们所熟知的春秋战国时期的巴蜀文化相衔接，故被人们认为是早期巴蜀文化。他们与四川另外两支文化没有直接关系，却与中原的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有不少类似之处。如有泥质灰陶系，多高足豆，三足，尖顶器等。典型的器物有盉，大口尊，豆等。

二是传说中蜀王先世为颛顼后代，这表明和夏有密切的关系。这是有三星堆考古作证明的。

“颛顼立鲧，鲧产文命，是为禹。”我们再看三星堆文化，与二里头文化有很多的共同点。而大家知道，二里头文化就是夏文化。举个例子，遗址中晚期出土的陶盉，特别高瘦，带个形制与二里头的盉是很近似的，也就是管流扁袋足的陶盉，本来是二里头文化的特色器物，却出现在三星堆，反映了彼此的关系密切。还有一个，歧峰的玉璋，这只有很少的几个地方出现过，陕西神木，河南二里头，四川广汉。神木的还不明确。二里头的属于三期，也就商时期。这说明 什么呢，也说明了三星堆与二里头的影响交流。

三是这个传说，也表示蜀先世和楚有联系，这也是有三星堆的考古来证明的。

为什么呢？因为楚先世在的祝融八姓也出自颛顼。在《帝系》《世本》《史记楚世家》都有记载。那么这有考古方面的佐证吗？

有的。祝融八姓建国，在夏代就很兴盛。有《诗》云，韦顾既伐，昆吾、夏桀。昆吾韦顾都在八姓之内，可见夏朝和他们关系相当重要。而商代就有了荆楚之名。从考古来看，楚地的湖北湖南发现了许多 商代的青铜器，而三星堆出土的几件容器，也最接近湖南湖北的出土品。而蜀与荆楚的关系，一直到周还在延续。如湖南长沙的楚公戈，就蜀戈的特色。再有三星堆的商代青铜器，从地层上看，也完全是商代的地层。说明什么呢，在当时，中原的文化与巴蜀交流密切，在中原有的，在巴蜀马上也就有了。

经过以上分析，我们能看出什么来呢？三星堆体现出来的历史是和已知的历史相印证的。我们所知的那个夏朝时期的巴蜀，那个黄帝后裔的巴蜀，就是三星堆所在地，三星堆文化所印证的巴蜀。

我们再说，禹生石纽的故事说明了什么，说明禹来自四川。为什么呢？

说禹生于西南，很多史书都有记载。如《史记》《集解》《正义》《新语 术事》《蜀王本纪》《华阳国志》。

我们看《大戴礼记》中说，青阳居于泜水，昌意降居若水。也就是说，玄嚣活动在北方，而昌意一系在南方。若水就是雅砻江，这不只是蜀人独有的说法，好多书都有此记载。这样，禹生石纽就不是独立的了。传说，昌意娶蜀山氏女，蜀山是哪呢，有人考订为成都。而蚕丛在哪呢?在今天的松潘玉垒山，这些地点都与石纽不远。所以说传说不是偶然的。我们再说夏和蜀的关联。蜀国有陶盉，牙璋，而牙璋是蜀人的崇拜，而二里头文化牙璋又最为发达，

这一切都说明，蜀和夏的关系密切。三星堆反映的巴蜀和大禹的关系密切，这是有考证的，总之，就是夏朝的巴蜀。

3、为何却对十字坡人肉包子店不闻不问啊？

武松是不是嫉恶如仇而斩奸夫、醉打蒋门神，恐怕还得从文本中去解读。假如以“嫉恶如仇”先入为主定位武松，那么，还与十字坡卖人肉馒头的张青结为兄弟，对这等黑店不闻不问就很难解释了。

假如武松在成为行者之前并非嫉恶如仇的好汉，对待十字坡酒店的态度就十分好理解了。那么，武松在江湖上的那些行为算不上嫉恶如仇呢？他又为何轻易的放过了卖人肉馒头的十字坡黑店呢？

武松因何乐意留在阳谷县

却说武松在柴大官人庄上避了一年难，得知本处机密并没有被打死，官司了结，便与宋江、柴进告别，回家去看望哥哥。途经阳谷县时，在景阳冈打死了一只伤了三二十条好汉的白额吊睛猛虎。武松为当地百姓除了一害，阳谷县令见武松英雄了得，便留他做阳谷县都头。于是，武松就留在了阳谷县。

从文本故事看，武松就是因为得了芝麻绿豆官，似乎就“乐不思蜀”，把哥哥武大郎抛在脑后了。

书中写得明白，武松是山东清河县（虚拟地名，实际的清河县在河北邢台），就在阳谷县的邻郡。大概武松是想着先安顿下来，再回家探望哥哥，也算是小小的衣锦还乡吧。

这么推测，固然是基于武松是一条讲感情重义气的好汉，哪能忘了把自己养育成人的哥哥呢？然而，毕竟文本还不完全是这么写的，也就涉嫌脑补了。

武松做了阳谷县都头，很快就与哥哥相逢了。武大郎一见武松，便埋怨他：要便吃酒醉了，和人相打，时常吃官司，教我要便随衙听候，不曾有一个月净办，常教我受苦。

尽管武大郎这些埋怨是哥哥对弟弟的真切的爱，但同时也交代了武松本来就不是一个善茬，甚至是有点“恶”。吃酒打人，肯定不是嫉恶如仇，经常吃官司，必然在清河县恶名远扬。

因而，武松绝不会贪恋一个小小的县衙都头而留在阳谷县，书中也暗藏着武松不十分情愿去清河县的意思。这一点，倒是暗合了“近乡情更怯”。

武松不会忘了哥哥的情义，为做一个小吏而乐不思蜀。但是，武二爷绝不是一出场就是光芒万丈的英雄，是嫉恶如仇的大侠士。他同样是龙虎山地窖中逃出的妖魔，与所有的一百单八将一样，是来“扰乱赵宋乾坤”，让一朝皇帝寝食难安的魔头。

所以，武松在清河县作恶，是其“还道”过程中的一个节点。同样，对十字坡卖人肉馒头不闻不问，也是其妖魔本性使然，张青、孙二娘与武松本来就是一伙的。

金眼彪施恩比蒋门神更黑

武松杀嫂、斩杀奸夫西门庆算不上嫉恶如仇呢？我觉得，假如不是武大郎被害，也不是潘金莲出轨，武松会不会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呢？

西门庆、潘金莲，尤其是阳谷王婆，都是大恶之人，因奸杀人，欺压弱小，肯定是该杀的。但是，郓哥、何九叔，以及阳谷县令等都知道这些恶人该杀，但却没有一个人敢于主持公道。如果武大郎的兄弟不是武松，恐怕就是一桩无头案，恶人必然逍遥快活，正义难以得到伸张。

因而，武松杀嫂、斗杀西门庆，并通过这样的义举，把《水浒传》中最恶毒的人送上了千刀万剐的刑场。虽然是为哥哥报仇，但这件事情确实应当算作武松的嫉恶如仇。

救助亲人同样应当是见义勇为的行为，对亲人都不义，见死不救，还奢谈什么“见义勇为”呢。

然而，醉打蒋门神这件事就得仔细的评判了。

话说武松刺配到孟州牢城，刚进监牢，众囚徒就奇怪的问武松，如何没有挨一百杀威棒，是不是有人跟管营打过招呼了？武松回答说没有。于是，众囚徒便紧张起来，说管营寄下这顿杀威棒，必定不怀好意。到了晚上，便要以“盆吊”或者“土布袋”这两招恶毒的招术结果了囚犯的性命。

众囚徒是不是恐吓武松的呢？从后来的故事看，这伙人讲的应当都是实情，孟州牢城简直就是一座人间地狱，令众囚徒谈虎色变。

那么，又是谁制造了这座人间地狱呢？毫无疑问，就是管营及其儿子金眼彪施恩。施恩为何要如此残害囚徒，难道仅仅是以杀威棒勒索囚徒吗？

施恩后来亲口对武松说，孟州城外有一处市井叫快活林，过往客商很多，开大店、赌坊、当铺银号十分好生意：

往常时，小弟一者倚仗随身本事，二者捉着营里有八九十个拚命囚徒，去那里开着一个酒肉店，都分与众店家和赌钱兑坊里。但有过路妓女之人，到那里来时，先要来参见小弟，然后许他去趁食。……

施恩说自己依仗一身本事去开酒肉店，这无疑是吹牛了，他能有多大的本事呢？于是，便“捉着”监牢中的囚犯为他拼命，在快活林强买强卖，欺行霸市，拦路勒索，连过往妓女都不放过。

原来，施恩以黑恶手段整治囚犯，是为了驱使他们充当自己的黑打手，建立自己的黑势力，霸占快活林，欺压商户及过往客商。武松便不知不觉的堕入了施恩的黑色陷阱，差点连命都送掉了。

武松同样是“八九十个拼命囚徒”中的一员，醉打蒋门神夺回快活林之后，施恩照例把武松安排在酒店中。书中写道：自此施恩的买卖，比往常加增三五分利息，各店里并各赌坊兑坊，加利倍送闲钱来与施恩。

施恩变本加厉的盘剥快活林的赌坊、兑坊，这里的商户惧怕施恩的黑势力，被迫只加利钱，加倍“孝敬”这个黑老大。

这个施恩简直比蒋门神还要黑，武松帮助这样一个黑帮老大，绝对不是嫉恶如仇，而是充当了黑帮打手。

武松为何与张青结拜为兄弟

在来到孟州牢城之前，武松经过了十字坡酒店，差点着了孙二娘的道。此时，武松已经知道这是一家黑店。后来，张青来了，详细的介绍了自家情况，道明了他与浑家孙二娘麻杀过往客人，卖人肉馒头，把人肉当牛肉四处叫卖的黑道生意。

假如武松真的是嫉恶如仇，如此黑道，岂不是当场暴起，要行侠仗义了？意外的是，刚刚在阳谷县伸张正义的武松，不仅不对十字坡黑店嫉恶如仇，反倒与张青结拜为兄弟。

这件事说明武松此时并非嫉恶如仇的侠义好汉，而是很愿意与黑道交朋友的人。观其交往，可知其为人，武松原本与十字坡黑店夫妇是一个道上的。十字坡的经历也为后来以黒制黑埋下了伏笔，武松算不得嫉恶如仇的侠义好汉，当然就不会去管十字坡卖人肉还是卖牛肉了。

武松与十字坡酒店，与金眼彪施恩原本就是一起逃出来的妖魔，这是《水浒传》故事的大结构，他们都有“前世之缘”，原本都是“魔头”。

武松继续在侠义与黑恶的边缘前行，为报复张都监的栽赃陷害，武二郎一日之内连伤十九条人命。在这十九条人命中，至少有一半是枉杀的。即便是报复张都监，也是有前因所在，武松自己种下的因，便要结出怎样的果。当然，这也是武松自我救赎的一个必须的过程，在滥杀无辜的同时，也为孟州除掉了两个黑帮。

因而，在做了行者之后，武松似乎是彻悟了。说自己罪孽太重，遇赦不宥，只能去二龙山落草。要想与宋江重逢，只有祈祷天可怜见，受了朝廷招安。

武松如此巨大的反转，除了道家“天魁星”的劝诫外，更多的则要归功与菜园子张青。为何？

武松与张青结拜之前，张青说，他曾经杀了光明寺一寺院的和尚，重回十字坡之后，便似乎顿悟了。孙二娘这个女魔头专以麻杀客人卖人肉馒头为职业，张青却立下三条规矩，说三种人不可害。这三种人中，首先是行脚僧道，然后是行院妓女、流配犯人。

张青此时已经是与佛结缘，先把鲁智深送上了二龙山。二龙山有座宝珠寺，正是和尚的去处，鲁智深实际上做的是这所寺院的草台方丈。

武松原本就是个“行者”，行者的去处当然也是寺院，因而，武松结识张青，是为后来的故事伏线。在张青、孙二娘的帮助下，武松改扮成行者，回归其本尊。从此，“恶人”武松便转身为“行者”武松，开始了新的传奇故事。按照施耐庵《水浒传》前七十回的伏线，武松将成为抗金英雄，在边上一刀一枪的搏杀，与梁山好汉一起“替天行道，保境安民”。

武松上二龙山入宝珠寺之后，张青、孙二娘完成了道家“妖魔”中与佛有缘的两大好汉进入佛门的使命，关掉十字坡黑店，上了二龙山，与施恩一道结束了黑道生涯——“还道”而最终“替天行道”，“妖魔”们都华丽的转身了。

有此前因后果，武松当然不会干预张青、孙二娘卖人肉馒头了。

武松的故事还远不止此，本回答依题目作答，不再涉及其他。

4、大学士柏葰参与考场舞弊被处斩？

咸丰八年爆发的“戊午科场案”，亦称“柏葰案”。该案致使官居一品的内阁大学士兼军机大臣柏葰及多名高官被斩，处理的严厉程度及打击范围堪称科举史上之最。

后来，慈禧太后因政治斗争需要，以“量刑过重”为由替柏葰平反，使该案成为历史上唯一被平反的科举舞弊案。

戏子中举

本案案中套案，情节复杂。因当年是农历戊午年，史称“戊午科场案”。

咸丰八年秋，全国一万多名考生集齐京师顺天府，准备参加三年一度的顺天乡试。

此时的清王朝，内有太平军起义，外有西方列强入侵，国事糜烂不堪。咸丰帝迫切希望乡试能为朝廷选拔人才，助自己重振朝纲。

他于八月初六下旨：任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柏葰担任主考官，户部尚书朱凤标，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兼户部右侍郎程庭桂任副主考。

柏葰乃两朝老臣，朱凤标与程庭桂亦是二品大员。咸丰帝将三人视为朝廷柱石，由他们主持乡试，定能得到经世济国之材。

八月初八，众考生陆续点名进入顺天贡院，然后被领到各自的号房，迎接即将到来的三场考试。

八月初九，第一场开始，要求是写三篇八股文和一首诗；

八月十二，第二场开始，要求写五篇八股文；

八月十五，第三场开始，要求考生回答五个治理国家的问题。

三场考毕，本次乡试正式结束，众考生交卷后依次离开贡院，回到住处等待发榜。

考官们要从一万多名考生的试卷中选拔出二百四十二名举人，其中满州和蒙古考生又占了一大部分录取比例，其竞争的激烈程度可想而知。

九月初九，录取名单公布了。众考生挤在榜单下查找有无自己名字，上榜者自然欢喜无限，落榜者难免嚎啕大哭。就在这嘈杂的氛围中，忽有人大叫：“戏子都上榜了，叫我等如何心服？”

众人循声观看，只见许多落榜考生指着榜单上第七名举人的名字咒骂不止，一口一个“戏子贱人”。

仔细一看，那人名唤平龄，乃满洲镶白旗人，也就是吃铁杆庄稼的“八旗子弟”。

清朝在录取上倾斜于满洲生员，众考生对此不敢有异议。但平龄常年混迹于京师各大戏班，有不少人见过他登台表演，分明是个戏子。《大清会典》明文规定：倡优戏子及皂吏属贱民，本人及世代子孙皆不准参加科考。

如今唱戏的平龄赫然登上举人榜单，众考生怀疑考官徇私舞弊，一时之间京师舆论哗然。

咸丰帝身居大内，对外面的舆论并不知晓。他在榜单公布后下旨：柏葰主持乡试有功，官升一级。

柏葰成了正式的内阁大学士，官阶由从一品升为正一品，可谓是位极人臣。

就在他升官后没几天，御史孟传金上奏：“近日京城士庶盛传，顺天乡试中有倡优平龄入场，并得中第七名举人。此中或有情弊，启圣上详查以平物议。”

咸丰帝览奏大怒，自己本要借乡试挑选饱学鸿儒，岂料竟让戏子混入考场，还中了举人，这不是滑天下之大稽么？他当即命孟传金严查平龄出身及其试卷。

一场震惊朝野的舞弊大案缓缓拉开序幕。

擅改朱卷

孟传金领旨后，立刻对平龄展开了调查。经查证，平龄平时酷爱唱戏，也很会唱戏，的确经常出没于京城戏班，还常常登台演出，但他并未加入戏班，顶多算个京剧的资深票友。

八旗子弟有世代的“铁杆庄稼”，生活上没有太大压力，故此多以养鸟唱戏为乐。平龄既然不是戏子，那他参加科考并且中举就无可厚非了。

但在调查试卷时，孟传金发现了重大问题：平龄的朱卷与墨卷不符。

墨卷，就是考生在考场内自己书用墨笔书写的卷面。交卷后，收卷官会用红笔原封不动的重新誊抄一遍，然后送呈送考官以供采择，这就是朱卷。

平龄墨卷之上有许多错别字，按照规定，这样的卷子是不能被录取的。但朱卷上却没有错误，说明有人擅自更改卷面内容，然后又呈送给考官。

孟传金将情况上奏，咸丰帝震怒。他于十月初七命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吏部尚书全庆，兵部尚书陈孚恩一同调查本案所有考官及中举考生的试卷。

并给柏葰传口谕：“平龄一案若有情弊，朕绝不宽宥。若无，亦自有公论在。卿可每日照常入值，暂不必上来见面，以免物议。”

咸丰帝这份口谕明显带有威慑性质，虽让柏葰正常办公，但却不允来见自己。柏葰顿感惶恐……

十月二十日，载垣上奏调查结果：

平龄墨卷中一共出现七个错别字，担任同考官的翰林院编修邹石麟在誊抄时擅自为其改错，二人串通舞弊的嫌疑重大。

平龄卷面荒疏，竟被录为第七名，负责录取的正副考官难辞其咎。

而已录取的二百多名举人试卷中，有问题的竟多达五十本。其中十二本的错误非常严重，根本没有资格被录取。

愤怒的咸丰帝马上发布上谕：

顺天乡试竟有如许情弊，众官深负朕意，荒谬已极！速将柏葰革职，朱凤标，程庭桂停职待查。平龄革除举人功名，与相关人等一并严审，不得枉纵一人！

众审官领旨，开始审问平龄等人，同时对五十本卷子展开详细调查。

平龄忽被革了功名，又遭严刑拷打，精神受到极大打击，没几天就病死在牢内，至死也没说出是否贿赂考官。

众审官只得审问众考官。面对严讯，邹石鳞辩解道：“我与平龄素不相识，只觉他的文章好，不忍因几个错字便让其落榜，于是用朱笔将更正！平龄录取，全是正副考官之意，实是一片爱才之心！”

柏葰也委屈道：“我实在不知卷面被改过，只是见此生文理通畅，于是在询问了两位副主考的意见后，决定将其录取。况且，前十名举人名单曾呈报御览，皇上并未提出质疑。诸位说我录取不公，莫非也怀疑皇上的龙目么？”

题名录的确经过皇帝准许，但不过是例行公事罢了，根本不会去看考生的文章。如今柏葰拿皇帝做挡箭牌，众审官也无可奈何！只得集中力量从试卷中找寻漏洞。

没几日，负责调查试卷的户部尚书肃顺便从广东考生罗鸿绎的试卷找到问题，导致了柏葰最终被斩。

钱可通神

肃顺等人发现，罗鸿绎的试卷一开始是写在副榜上的，但最后公布录取名单时，罗鸿绎却登上了正榜，成为了举人。

清代科场规定：乡试榜单分正副两榜。

登上正榜，就意味着正式成为举人。而那些文章基本还行，但达不到录取标准的考生，他们的名字就会出现在副榜上。

登上副榜其实与落榜无异，不过是朝廷对这些考生的一种精神鼓励和安慰。

这就意味着，最开始落榜的罗鸿绎，最后竟鬼使神差被录取了，其中必定存在内幕！

通过对相关人员的审问，事情的真相浮出水面：

罗鸿绎是广东肇庆府阳春县的富户，他出钱买了国子监生的资格，随后又捐了六品刑部主事之职，于咸丰八年六月来到北京赴任。

罗鸿绎深深明白，在科举正途出身的官员面前，自己始终矮一头，升迁也受到极大限制。为了将来的前程，必须谋个正式出身！

顺天乡试即将举行，罗鸿绎知道自己的水平无论如何也考不上。于是找到在京的同乡，时任兵部主事的李鹤龄，请他帮忙走后门！

李鹤龄知道罗鸿绎是大财主，对这门生意很热心。他嘱咐罗鸿绎在试卷内留下相应字眼作为记号，到时就能找到他的卷子，然后由自己运作，定助他考上举人。

二人当即议定字眼：第一场考试时，首篇文末用“也夫”二字，二篇文末用“而已矣”，三篇文末用“岂不惜哉”，诗末句用“帝泽”二字。”

只要第一场试卷被找到并推荐，那上榜便十拿九稳了！

面对老乡的慷慨，罗鸿绎感激不已，承诺事成后必有重酬。

八月初六，朝廷宣布了主副考官及同考官人选，李鹤龄利用自己的人脉，打听到翰林院编修浦安是同考官之一。

浦安跟李鹤龄是进士同年，李鹤龄找到他，将罗鸿绎的事情诉说，请求关照。

浦安明白，这生意若做成，自己定可大赚一笔。于是说:“只要他的八股过得去，我一定推荐给主考官。”

李鹤龄得到答复后，通知罗鸿绎按原定字眼做答，自然有人关照，罗鸿绎遵命而行。

八月十三，考官们来始阅卷。浦安果然在自己负责审阅的试卷中找到有约定字眼的卷子，他当即批下“气盛言宜，孟艺尤佳”的评语，并把试卷推荐给柏葰和其他两位副主考官。

柏葰三人看罢试卷后，认为此卷稀松平常，最多只能作为备选试卷，取为副榜。于是，柏葰派入场伺候的奴才靳祥把卷子退回。

浦安得知后，忙央求靳祥向柏葰求情，一定录取罗鸿绎为举人，并承诺事成后一定感谢。

分赃不匀

靳祥虽是奴才，但追随柏葰十几年，极受信赖，在主子面前也能说上话。

他听到有利可图，便带着卷子又找到柏葰，并说：“老奴与浦安亲如兄弟，他推荐的试卷本就录取太少，若再把此卷退回，浦安实在尴尬。他求我向老爷说情务必录取此卷，事成后定有重谢！”

柏葰闻言早已明白，老仆的面子还是要给的，更何况还有酬谢！

于是，柏葰收了卷子，又当着朱凤标和程庭桂的面反复阅读，并拍案称赞道：“此卷若不细读，真难以体会其中之妙，险些误了人才！”

面对柏葰的突然变卦，朱凤标和程庭桂虽感诧异，却不敢多问。

于是，柏葰下令把原拟录取的第二百三十八名举人换下，改为罗鸿绎的名字。

发榜之日，中举的罗鸿绎拿着乡试录取名单来到李鹤龄家中拜谢。

李鹤龄把浦安和靳祥帮忙的经过详细诉说，随后伸出手指，在《乡试录》上划了 五个圈。

这是清末科场索贿的惯用暗语，一个圈就代表纹银一百两，李鹤龄要求罗鸿绎送五百两银子做酬谢。

罗鸿绎觉得要得太多了，不禁皱眉。李鹤龄见状，便道：“你不谢我，那无所谓。但你不谢柏中堂，恐怕日后要有麻烦！”

罗鸿绎不敢造次，连忙告辞回家准备银子。三天后，罗鸿绎果把五百两银子送来了，李鹤龄看了银子，却怒气冲冲的不肯收。

原来，罗鸿绎心怀不满，故意找了些成色很差的银两送来。李鹤龄认为罗鸿绎在糊弄自己，恼怒的命他换足色纹银送来。

罗鸿绎憋着一肚子火，但他的确不敢得罪柏葰，只得赔礼道歉，回家后换成足色银子送来。

李鹤龄收下银子，给自己留了一百两，然后命人通知浦安 ：“罗鸿绎送来四百两酬谢，请有空来我家拿！”

浦安十分不满，他寻思：李鹤龄求我时那样迫切，如今却不肯把钱送来我家，分明是不愿给！

想到这，他假意回复说：“帮李兄的忙，怎好要钱呢？罗鸿绎既把钱送府上，就凭李兄自己处置吧！”

浦安的本意是要敲打李鹤龄，让他自己把钱送来，哪知李鹤龄从此不提此事。

浦安心急如焚，亲自来到李鹤龄家说：“我哥哥现在要捐官，但一时间没有那么多银子，李兄能否借我一些应急？日后一定奉还。”

李鹤龄这才明白浦安之前是假清高，于是说：“上次罗鸿绎送你的四百两还在这里，我也不知如何处置。请兄拿去吧！”

浦安假意推辞一番，最后只拿走三百两，李鹤龄却赚了二百两。

浦安并未将银子分给靳祥和柏葰，而是全部收为己用。

他和李鹤龄不停催促罗鸿绎，要他亲自去拜谢柏中堂。

罗鸿绎以为众人都已分到酬谢，去拜见柏葰时，只送上十八两见面礼，老仆靳祥也只得到八两红包。

柏葰和靳祥吃了哑巴亏，只得忍怒不发。

柏葰被斩

罗鸿绎，李鹤龄，浦安面对审官严讯，将前情和盘托出。

柏葰反驳道：“我录取该生试卷，的确是因为他的文章好！至于收罗鸿绎的见面礼，那也是历来的规矩。怎可拒此断定我与该生串通舞弊！”

肃顺与柏葰历来政见不合，他岂肯放过这个搬倒政敌的机会。众审官将靳祥严刑拷打，但靳祥抵死不招，最终被打死在大狱中。

肃顺等人只得将详情上奏，咸丰帝恼怒异常，下令众臣拟刑。

载垣和肃顺等人经过拟定再次上奏：

柏葰身系一品大员，听受嘱托，辄将罗鸿绎取中，实属咎由自取，然未亲受贿赂，刑部无例可稽。

臣等妄议定拟，仍请比照交通嘱托贿买关节例，拟斩立决；

罗鸿绎贿赂请托，李鹤龄，浦安上下串通，目无法纪，拟斩立决；

邹石鳞擅改朱卷，拟革职后永不叙用，平龄已死勿问。

咸丰帝一一准奏，令先将柏葰和罗鸿绎绑缚菜市口斩首示众。并命继续严审，必要揪出所有情弊。

咸丰九年二月十三日，柏葰被押往菜市口，肃顺亲自前往观刑。

柏葰死前大骂不止，并对肃顺怒吼：“你莫笑，将来尔等也难免来此吃上一刀！”

军机大臣兼内阁大学士的柏葰人头落地，成了历史上死于科举案件最高级别的官员。

几天后，李鹤龄也被押赴法场，精神崩溃的埔安为了活命，便主动揭发副主考程庭桂暗中舞弊。因此，他又多活了几个月。

儿子坑爹

清代科举考试规定，考官在考试前三天进入考场，不得与外界联系，称为“锁院”。

程庭桂被任命为副主考官后，他的儿子，时任工部候补郎中的程炳采认为发财的机会来了，于是在家收受请托的贿赂。

工部候补郎中谢森墀，国子监学录王景麟，国子监生熊元培，候补郎中李日华，候选通判潘敦俨，刑部候补员外郎陈景彦相继来找程炳采。希望他向父亲说情，让六人能够中举，获得正途出身。

程炳采欣然应允，由于父亲已经进场，与外界断了联系。他将六人的请托情况及议定字眼写成纸条，藏在椅子坐垫内，命家人胡升趁送生活用具时带进考场。

胡升将用具送到程庭桂面前时，指着坐垫道：“公子叫老爷仔细此坐垫！”

程庭桂当即明白，到了夜间，他拆开坐垫，发现了请托的条子，吓得大惊失色。于是好忙将条子焚烧，不想浦安正从门外经过，全都看在眼里。

程庭桂当堂招认了自己焚烧字条的事，并说：“我儿虽送来请托纸条，但我怎敢违背律法。只是当时惊魂未定，才连忙将条子焚化，事后也秉公录取，未替六人舞弊！”

经查证，所供六人皆未上榜，程庭桂所言属实。但他不能当即检举自己的儿子，也有包庇之罪！

众审官将情况上奏后，咸丰帝得知请托六人中，有三人是朝廷大员之子，感到十分震惊。他觉得不能再深挖了，如果再不收手，恐会引发朝政动荡！

咸丰九年七月十七日，咸丰帝在勤政殿召见众臣，痛斥柏葰等人辜负圣恩，并反复说明自己也对柏葰之死感到惋惜。

但斩杀柏葰全是按律而行，众臣无论品级多高，若触犯国法，虽天子亦不能救！

随后，咸丰帝宣布最后的判决：

程炳采私受请托，知法犯法，判斩立决；

浦安虽有告发，仍不许宽赦，依旧斩首；

程庭桂包庇其子，本当斩立决，念其老来丧子，朕不忍父子同赴法场，着加恩发往军台效力赎罪；

请托六人俱革除功名，处流放之刑，加恩准其出银赎罪；

副主考朱凤标尸位素餐，不能监督同僚，致柏葰与程庭桂大行舞弊，革职永不叙用！

戊午科场案在皇帝的圣旨中结案了。谁也没想到，两年后，慈禧太后重提此案，并为柏葰部分平反！

慈禧翻案

咸丰十一年七月十七日，三十岁的咸丰帝驾崩于热河。临死前他留下遗诏：

命五岁的长子爱新觉罗·载淳继位，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协办大学士肃顺，侍卫大臣景寿，兵部尚书穆荫，吏部侍郎匡源，工部侍郎杜翰，太常寺少卿焦佑瀛为顾命大臣，共同辅佐幼主。

载淳继位后，是为同治皇帝。他的生母慈禧太后为争夺权力，与顾命八大臣产生尖锐矛盾。

咸丰十一年九月三十日，慈禧联络恭亲王奕诉，蒙古藩王僧格林沁，军机大臣文祥突然发动政变，以叛逆大罪将八大臣处死。肃顺如柏葰咒骂的那样，被绑缚菜市口斩首示众！

八大臣死后，慈安，慈禧两宫太后垂帘听政，大权实则被慈禧掌控。

御史任兆坚趁机上奏：

戊午案发，载垣等意在揽权，多方罗织，附会科条，妄拟定案。显皇帝痛恨舞弊，肃顺等因而激成圣怒，致大学士柏葰与情真罪当之罗鸿绎等同日弃市。今众逆伏诛，乞朝廷为柏葰平冤！

慈禧太后见了奏折，当即决定为柏葰平反。原因只有一个：

敌人反对的，她就要赞同！

但光禄寺少卿范承典很快上奏反对说：

柏葰一案，乃显皇帝钦命大臣详审。柏葰徇私舞弊，证据确凿，按律当死。咸丰一朝，载垣等人所审案件多矣！若一一翻案，后世将何以视显皇帝！

慈禧考虑到咸丰帝生前曾亲自对朝臣诉说杀柏葰的原因，若完全平反，势必激起大臣反对。

最终，慈禧以同治帝的名义下旨：

柏葰固有过犯，然合该拟为绞刑，以全其大臣体面。载垣，肃顺等奸佞激怒显皇帝，量刑太过，致其身首异处，情实可悯！圣朝宽大，着伊子为候补员外郎，享朝廷俸禄，以偿其冤！

就这样，慈禧太后以“量刑太过”为由，为柏葰案进行部分平反，赏赐给柏葰之子官职以示慰藉。

戊午科场案，至此才最终划上句号。慈禧太后的决定，也让本案蒙上了浓重的政治色彩！

结子

历史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纵观“戊午科场案”，柏葰已触犯《钦定科场律令》，被斩首毫不冤枉。慈禧为他平反，不过是借此彰显自己上位的合理性。

真正冤枉的，恐怕只有副主考朱凤标和那位因抽换而落榜的考生。但他们早已隐入历史的尘埃中，无人关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