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前科举(从南到北的起义大都以失败告终)

1、御前科举，从南到北的起义大都以失败告终？

元朝末年的元军，大体分为两部分。

一是元廷掌握的官军，二是元朝地方官员自行组建的团练武装。

1357年，北方红巾军发动“龙凤北伐”。

虽然这场北伐，最终以失败告终。但元廷掌握的官军在战争期间，也被红巾军打残。

后来，由于官军已不成体系，所以一直到元朝灭亡前，支撑起元廷的武装力量，都是拥护元朝的团练武装。

元末朝廷要靠团练维持统治的情况，就类似于后来的晚清政府。

晚清时期，清廷掌握的八旗、绿营，根本没有战斗力。如果没有团练性质的湘军、淮军的支持，清廷不可能撑到辛亥革命才灭亡。

而相比于晚清政府，元末的元廷政府，可谓是命中该绝，神仙来了也救不活。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就在拥元武装重创北方红巾军，正准备对江南的陈友谅、朱元璋、张士诚给予致命一击时，拥元武装的旗帜性人物察罕帖木儿阴沟里翻船，被红巾军降将刺杀了。

而察罕死后，拥元武装迅速分裂。分成了两大派系。

一是以孛罗帖木儿为首，割据河北、山西北部的“帝党”。

这一派人拥护元顺帝。

二是以察罕养子王保保为首，割据河南、山西南部的“后党”。

这一派人拥护元顺帝的皇后完者忽都和皇太子爱猷识理答腊。

这两派势力决裂后，为了争权夺利，进行了长达三年的混战，打得一地鸡毛。都没功夫关心南方的陈友谅、朱元璋、张士诚。

这是什么概念？

大致就相当于太平天国未灭，僧格林沁和李鸿章先打起来了。而且还打红了眼，均无暇关心太平军的情况。

陈友谅那边，见元廷暂时不会南下，便派人联络张士诚，企图夹击朱元璋。

南京方面得知消息后，人心惶惶，朱元璋为稳定人心，召集众将开会，商量对策。

在会议上，很多人认为陈友谅拥兵百万，气势汹汹，很难打。而张士诚的实力稍逊，相对容易打。于是，大部分人的意见便是先攻打张士诚，回头再迎战陈友谅。

在这种情况下，要是换一般人，此时肯定是迎合多数人的意见，先揍张士诚，挑柿子捡软的捏。但朱元璋在此时，却体现出了他的天才战略眼光。

他与刘伯温的意见相同，在做决策时，力排众议地说道：张士诚的特点是器小，陈友谅的特点是志骄。器小者无远见，志骄者好生事。如果我们进攻陈友谅，张士诚必是坐视不理，不会趁机来打我们。而如果我们进攻张士诚，陈友谅很可能趁虚而入。到时候我们两线作战，情况会很危险！

基于此，朱元璋便确定了先打陈友谅，再揍张士诚的战略。

事后发展，果然如朱元璋和刘伯温预料。

当朱元璋与陈友谅大战于鄱阳湖时，张士诚坐山观虎斗，一直按兵不动。朱元璋得以在一个相对安全的大环境，灭了陈友谅。

1365年，朱元璋在吞并陈友谅的地盘后，王保保和孛罗帖木儿的混战也随之结束。

结果是孛罗帖木儿被元顺帝派人刺杀，王保保为代表的“后党”获胜。

但是，孛罗帖木儿之死，并没有给元朝的内战画上句号。

不久后，元顺帝主动向王保保示好，封他为左丞相、河南王，命他进驻河南，调度天下兵马肃清江淮的红巾军。

然而，在王保保看来，自从元朝官军被北方红巾军打残后，元顺帝根本就没有号令天下的实力。如果自己傻乎乎南下，对朱元璋开战，必然会因为二虎相斗，元气大伤，被其他拥元武装，如割据关中的李思齐、张良弼等人摘了桃子。

而到了那时候，元顺帝又能有什么作为呢？

所以，王保保带兵南下后，便抗旨不遵，在河南虚晃一枪，然后转过头，就直奔关中的李思齐、张良弼而去。企图以元顺帝赐予自己调度天下兵马的权力，先收编关中的拥元武装，然后再坐观其变。

不过，李思齐、张良弼等人都是老狐狸。王保保那点心思，他们怎么可能看不出？

而且，他们都是实力派，怎么可能仅因为元顺帝赐予王保保调度天下兵马的权力，就把自己手中的军权交出呢？

所以，关中军阀很快就拧成了一股绳，联手对抗王保保，掀起了元朝的新一轮内战。

在这场内战中，王保保与李思齐、张良弼等军阀相持一年多，前后大小近百余战，又极大地消耗了拥元武装的实力。（王保保就是扩廓帖木耳）

而趁着这个千载难逢的机遇，朱元璋集中全力对张士诚开战，并揍得张士诚节节败退。

1367年八月，见张士诚已被朱元璋揍得只剩一口气，如果再不南征江南，恐怕将难以遏制朱元璋的扩张。

于是，元顺帝急忙下诏，令王保保结束与关中军阀的内战，并马上南下肃清江淮。

可是，由于元顺帝在诏书中，剥夺了王保保调度天下兵马的权力。后来又接连剥夺了王保保的太傅、左丞相等官职，这让王保保很不满。

因而，王保保便再次违抗圣旨，带兵跑到了山西，割据一方，做了土皇帝。

元顺帝那边，听说了王保保的举动后，气得要死，便下旨让各路元军一起剿灭王保保。

注意时间点，元顺帝和王保保撕破脸，导致后者割据山西是1367年底。

而朱元璋派发布讨元檄文，派徐达、常遇春北伐大都，也是1367年底。

可以说，朱元璋北伐能成功，首先就与元朝的长期内战有分不开的关系。

如果当时元朝铁板一块，明朝初年的北伐肯定不可能像历史上那么成功。

当然，元廷的内讧，只是朱元璋北伐能成功的客观原因。

这其实不是最重要的原因。

真正起决定性的原因，还是明朝统治集团的综合素质以及明军的战斗力，都要远优于元朝统治集团和元军。

凭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我们可以看领导人的综合素质。

当年陈友谅与张士诚夹攻朱元璋时，朱元璋通过剖析陈友谅和张士诚的性格弱点，就精准预判到了张士诚绝对不会对陈友谅施以援手。后来，他又精准预判到了王保保绝对不会救元顺帝。

而与朱元璋截然相反的是元顺帝，他在得罪了王保保的情况下，居然把抗击明军的希望寄托在了王保保身上。这不是搞笑吗？

值得一提的是，明军北伐是在冬天。而中国历史上的北伐，大多是选在春夏之季。比如历史上的桓温北伐，雍熙北伐，太平天国北伐，国民政府北伐等。

关于为什么要选冬天这个对南方人十分不友好的时间点北伐，朱元璋与众人也有争论。

朱元璋认为，腊月寒冬去北伐，确实是有违常识之举。但问题是，如果所有人都认为明军要到开春了才能北伐，那元廷那边也肯定是这么认为的。在这种情况下，明军趁机北上，是不是可以打元廷一个措手不及呢？

另外，当下元廷内部矛盾重重，这正是难得一遇的机遇。如果再拖上半年，万一元顺帝与王保保和解，万一元顺帝完成了内部整合呢？这都是说不好的事。

一旦这些变数成为现实，明军北伐的难度必然会加大，到时候会死更多的人。

后来，朱元璋说服了大部分人，北伐时间就定在冬天。

但是，定下了时间后，朱元璋和常遇春等人在北伐战略路线上又产生了分歧。

常遇春认为，既然元廷内讧，那明军就应该集中主力，直插元大都，擒贼先擒王。只要拿下大都，各地元军必定胆寒，到时候只需要分兵扫荡，其他城池可以不战而下，天下可定矣。

从纸面上看来，常遇春的观点似乎是个不错的方案。

毕竟擒贼先擒王是兵法要诀，如果明军能拿下大都，活捉元顺帝，令元朝群龙无首，各地的元军自然也会不攻自破。明军可以省去攻坚各城的麻烦。

但是，常遇春的这个方案被朱元璋否决了。

在朱元璋看来，直取大都太冒险。

凭什么说冒险呢？

实际上，如果我们看后来的太平军北伐，就能发现太平军与常遇春的思路是一样的。都是企图直接攻打北京。结果虽然前期势如破竹，但随着清军调兵遣将，拼命阻截，太平军马上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遇。

如此冒险之举，等同于送人头，朱元璋当然不可能同意。

朱元璋认为，明军应该先取山东，然后转向西面，攻打河洛。待拿下了河南，控制潼关天险后，再渡过黄河，攻打元大都。

关于为什么要这么打，朱元璋解释道：元大都建都百年，城守必固。悬师深入，肯定不可能轻易拿下。如果我们不幸顿兵于坚城之下，粮饷不继，而各路元军援兵又四集，到时候我们进不得战，退无所据，必然会陷入被动之中。

与其如此冒险，我们不如稳扎稳打。利用拥元军阀与元顺帝的矛盾，摆出要打拥元军阀的架势，让他们不敢轻举妄动。然后出其不意拐向大都。这样一来，拥元诸将没了盼头，势穷望绝。之后的战役打起来，就相对容易许多。

后来，朱元璋作为最高决策者，再次说服了大部分人。

而明军的北伐也如朱元璋预想的那样，仅用三个月便平定山东。随后向西直逼河南。

在拿下河南的过程中，河南元军虽然拼死抵抗，但因为孤立无援，王保保和李思齐等军阀均不援救，明军亦是轻取河南。

拿下河南后，冯胜统帅一军占领潼关，监视关中的李思齐、张良弼等人。明军主力则准备渡过黄河。

1368年七月，朱元璋亲临汴梁，坐镇河南指挥大军北上大都。

同月，徐达在临清大会诸将，开始正式进军大都。

而与之同时，元军因为连吃败仗，上下均无斗志，根本无力阻滞明军。

1368年七月，元顺帝见明军对大都的三面包围已成既定事实。此时只有北方是活路。

而如果自己坚守在大都，即使能阻挡明军一时，也无力反攻。

所以，他便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带着老婆孩子逃出大都，想着先逃回上都，再组织兵力图谋反攻才是理智选择。

但元顺帝没料到，他逃离大都后，元朝的人心直接就散了。他在人心涣散情况下，怎么可能组织反击？

元顺帝逃离大都几天后，徐达、常遇春率军进入大都城，结束了游牧民族在北京近420年的统治史。

看看，这就是高水平领导人的素质。预判了敌人的预判，一切尽在掌握之中。

再说明军的战斗力。

截止到拿下元大都，明军始终没有遇到元军的强力抵抗。可以说，明军一直没有经受过真正的考验。

如果明朝的北伐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可以不承认明军的战斗力强于元军。

但历史上的明朝北伐，并不是以明军攻克大都而结束。

徐达拿下大都后，很快就剑指太原，亲率数万骑兵与王保保在太原城下遭遇。

中原王朝，从北宋开始，就未能组建大规模骑兵。可以说，徐达与王保保在太原城下的遭遇战，是四百多年来，中原骑兵与游牧民族骑兵的第一次骑兵大对决。

而这场对决，明军在硬碰硬的较量中，不仅不落下风，反而靠着夜袭元营，一战歼灭了近十万蒙古骑兵，打得王保保仅率十八骑逃往河套。

听说王保保战败，张良弼、李思齐等关中军阀根本不敢与明朝为敌，纷纷开门投降。

就这样，明军仅用一年时间，便轻松收复了除四川、云南、陇西以外的中原汉地，完成了宋朝人三百年都未能达到的夙愿。

不过，这些仍然只是“开胃菜”。因为真正的硬仗、恶仗，还在后面。

1370年正月，明军在休整大半年后，兵分两路出塞，扫荡元军。

经过一年激战，元朝在近塞地区的残余势力遭到明军沉重的打击，被迫远遁漠北。

所以说，朱元璋的北伐能成功，元廷内乱只是一部分原因，明朝实力强力元朝，则是关键因素。

大体来看，中国古代的北伐，有一些是存在成功可能性的。

如东晋的刘裕北伐，与朱元璋北伐很像，不仅气吞山河，而且稳扎稳扎，极有可能提前结束乱世局面。

但奈何，因为种种原因，最终不了了之。

朱元璋作为后人，他在经济中心南移的大时代下，杜绝了一切可能导致北伐失利的因素，取得了古代王朝的第一次成功北伐。

或许，这就是命中注定的事吧。一个优秀的帝国皇帝，领导着一个新兴王朝，对一个腐朽不堪的没落王朝，进行了致命一击。

2、宋朝是如何一步步自废武功？

军事制度

宋朝军队分两种，禁军和厢军。禁军的身高体重都有规定，符合标准的，就送中央当禁军。不合标准的，留在地方作厢军。且厢军的训练也比不上禁军，一般也就做力役，因此厢军战斗力不足，一旦禁军出现大量减员或者兵疲师老等情况，全国就都很难找出可以一战的兵源了。

没有受过军事训练的民众，其作战能力基本为零。

财政收入可以看出一个国家的战争潜力，经常有人拿宋朝的税收和唐朝时做比较，数据上看确实宋朝远胜唐朝，但那是因为宋代的地方收入要全部送到中央，地方不允许存留。地方如果有事，照样要到中央请款，这就进一步削弱了地方政府的掌控力和属地军事反击能力。对比汉唐，地方政府都具备一定的财货囤积，出现突发状况有能力就地招募兵源，组建军队。所以安史之乱一度打的李唐王朝长安、洛阳两京尽失，仍然可以通过节节抵抗最终光复全国，而北宋的东京一旦陷落，基本就丧失了反抗能力。

宋朝的边境形势过于恶劣。辽建国早于宋，且燕云十六州也被石敬瑭送给了辽国，山西、河北的一部分疆土都在辽国境内，北方完全无险可守。而都城开封又是平原，骑兵南下几天就能抵达开封，城防压力极大。但这并不能说选开封作为都城是错误的，相反，此时这样的选择是十分经济且必要的。因为长安和洛阳经过五代乱世早已残破不堪，且经济和漕运的恢复都需要时间，所以只能选择开封。而开封守成虽难，但如果作为进攻的桥头堡同样十分便利。

北宋总得来说非常可惜，因为宋朝执行的是先南后北的进攻路线，南方平定后国力已经严重消耗了，即便宋太祖死后将国家传给年富力强的弟弟赵匡义，但苦于国力不足，两次对辽亲征，都打了败仗。这进一步削弱了国力，更加无力收复北方。而此时，开封的弊端就显现出来了，因为无险可守，都城即国门，导致中央不得不长期保持大量的禁军，太宗时兵力超过六十万，仁宗时兵力超百万，这样的常备军规模相当于即便没打仗，但时时刻刻全国都处于战争动员状态，就算是盛唐也扛不住的。

北方作战骑兵是主力，如果没有骑兵就没有汉武大帝，没有上谷和渔阳的骑兵也同样没有光武帝。中国主要的两个良马产地：东北和西北。北宋开国时，东北被辽占据，西北被西夏占据。因此，虽然宋朝对外战争胜率依然很高，但是很难再打歼灭战，都是击溃战，就是因为军队机动能力太差，即便打败了也追不上。而北方各国却往往可以通过骑射不断消耗和冲击宋军战阵，一旦溃阵，往往就意味着被歼灭，这种溃败哪个朝代都扛不住。

有人认为抑制武将是宋朝衰弱的原因，但我倒不这样想，古代文武并不完全分家，士大夫们不要说出将入相，就是养生抓药也都能干，柳宗元、辛弃疾、洪承畴、袁崇焕、王阳明不都是文人吗？兵不知将将不知兵更是扯淡，唐朝的府兵制也同样兵与将不相知，并不耽误打仗啊。兵仙韩信写兵法不也同样要和张良研究？所以，把国力衰弱的锅甩给文臣显然是不对的，而是政治、军制、财政、战败等共同作用的结果。

宋朝军事实力确实不复盛唐，但文化上却做到了继往开来。《四书》自宋确立，儒家理学发展到了全新的高度，还有那或宛转悠扬，或荡气回肠的宋词，后世千年都被深深的影响，这何尝不是另一种强盛？

3、太医不用阉就可进皇宫？

外界对太医的想象很美好，民间大夫如果能成为御医，那是一种荣耀。实际上，当上太医后才发现一切不是那么回事，不是“美差”。

日夜待命，压力巨大，一声“宣太医”，御药房的太监带着太医到殿门口，之后太医们要迈过一个炭火盆消毒。诊治的时候，太医得“跪诊”，皇帝的左右手各一名太医，把完脉，他们各自出具诊断书，奏明皇帝，如果意见相左，协调好再上报。

开方是在御药房，并在那存档，供稽查，皇帝的病情关系国家大事，药方也会抄送内阁，军机大臣等。抓药、煎煮药都是太监和御医同时在场。煎药要一下煎两份，煎好后，盛两个碗，太监和御医、太医院院判试尝其中一碗，喝下去没有不良反应后，将另一碗用金罐盛放密封好呈到御前。

治病救人的整个过程，充满了监视和防范，太监管理的御药房与太医院是相互监视，不过皇帝一般更信任御药房。

御医不仅要给皇帝看病，还要给后宫嫔妃看诊，可是连嫔妃的芳容都不能见，怎么看诊呢？民间传的最多的是“悬丝诊脉”，“望闻问切”，望和闻都不可以。太医们往往在问嫔妃病情时，仔细询问她身边的太监宫女，包括饮食、大小便甚至表情，事无巨细。

所以太医们基本是靠问给后妃们治病。当太医不用像太监那样净身，并不代表皇帝没有疑心，明初就规定：

宫嫔以下，遇有病，医者不得入宫，以证（征）取药。

明朝御医一天两班轮值，晚清每日轮值的人数达102人，占医官总人数的百分之八十。民间大夫上夜班的几乎没有，而且在治病过程中，可以发挥的空间比较大，同一病例，有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时候。

宫中御医诊治的过程中，一举一动都受到监视，稍微有点创新的病案很难通过评议和长官的审核。对真正热爱医术的人，是很难受得了这样环境的。

皇权生杀予夺，给皇帝看病有个一点差池，不等皇帝下令，制度就能把一个太医惩罚的体无完肤。战战兢兢之下，还怎么静心研究提升医术。

唐高宗李治风眩头重，秦鸣鹤建议用针刺出血可愈，结果武则天当即大怒要斩了他，幸亏李治同意针刺，愿意配合，秦鸣鹤用针刺后，病痛得以好转。这可能类似现在的针灸。不过，道光帝曾明令宫内不准用针灸。

针灸一法，由来已久，然以针刺火灸，究非奉君之所宜，太医院针灸一科，着永远停止。

如此，估计针灸之法，御医们是不敢再在宫中提及了。

嘉靖帝被宫女勒的奄奄一息之时，太医许绅忙赶来急救，用猛药把嘉靖帝从生死线上拉了回来。嘉靖帝吐了几升紫血后活了过来。许太医得封太子太保，礼部尚书，可惜无福消受，不久就病逝了，而他的遗言是，当时如果药效不显，一定会招来杀身之祸，因此得了惊悸，药石无灵。

吾自分不效必杀身，因此惊悸，非药石所能疗也。

许绅是死在了巨大的精神压力之下。御医的压力可见一斑。

能入太医院的医生几乎不可能是庸医，水平至少也中上等，然而紫禁城遇到疑难杂症经常要各省举荐名医“外援”，这也是中庸求稳的环境所致，宫中太医们不敢创新冒进。

明仁宗朱高炽宠妃张氏几个月不来月经，御医“悬丝诊脉”说怀孕了，盛寅认为张氏不是怀孕而是病了，需用破血剂，排除瘀血，朱高炽一心求子，并不同意用此法。张氏坚持了十个月后，已经病重，不得已同意盛寅前来诊治。朱高炽不放心，一边让盛寅诊治，一边把他关起来。

张氏服药后排出瘀血，身体好转，朱高炽对盛寅大佳赏赐，礼送回家。不过，盛家人已经在准备葬礼了。

图/盛寅

迫于无奈，紫禁城的御医们做事谨小慎微，但他们并不是一无是处，紫禁城人的健康、防疫，小病小灾的都靠他们，细致周到，紫禁城人的平均寿命要比全国平均寿命高很多。

尽管给皇家治病限制非常多，很多太医选择了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生存法则，但是依然有人突破常规，成了一代名医。

比如给慈禧太后诊治的薛宝田，他是受浙江巡抚举荐，通过太医院的考试，成为太医，曾为慈禧太后切脉十五次，开方二十多次。这些药方依然是经过御药房严格把关的，不过慈禧服用后身体好转，对薛宝田厚赏。时人称薛宝田所受恩遇为名医之冠。

他建议慈禧太后“节劳省心”，对慈禧来说这是敏感的政治词眼，御医们都不敢说，但是薛宝田说了，慈禧没有大怒，反而和他拉起了家常。也许是薛宝田年近70，让慈禧打开了话匣子。

故宫六百年来，最成功的大夫估计是康熙年间的刘声芳了。

刘声芳是民间大夫招揽入宫的，他行医风格非常平和稳重，主张用药适中，注重激发人体自身的免疫力。他给康熙帝以及阿哥福晋等看诊，受到重用，职级也一升再升，中途有小错，并不影响康熙帝对他的信任与恩宠。

雍正登基，刘声芳继续平步青云，后因给怡亲王治病有功，加太子少傅，尚书衔，事业达到了巅峰。雍正八年，他卸任太医院院使，雍正十年去世，享年78岁，职业生涯非常光鲜亮丽。可惜去世前一年，雍正帝因身体状况不佳，把怒火发泄到太医院，之前赏赐给刘声芳儿子的功名收回。

张仲元，紫禁城的最后一位太医院院使。慈禧太后曾左臂无法伸屈，数位御医看诊，均没有好方法，没想到年轻太医张仲元竟然把太后的左臂治好了，从此名声大噪。

不过，张仲元的职业生涯并不顺心，光绪帝因为长期生病不见好转，常常责难太医院。张仲元还要张罗各地举荐进宫的大夫，一位位慕名而来的大夫给光绪帝诊脉后，都摇头失望而去。他们知道光绪帝病在心不在身，但是又讲不通。

这些大夫体验了紫禁城太医的苦楚后，大多选择离去。光绪帝驾崩，太医院院使张仲元、御医、医士等俱遭革职。

表面上，太医享受文官身份和优厚的待遇，实际上，他们承受了巨大压力和束缚。

4、古代科举考察文化常识？

一、称谓

进士：意即贡举的人员。唐代科目中以进士科最被重视，明、清两代，始以进士为考中者的名称，凡是举人(乡试考中者)经过会试考中者为贡士，由贡士经过殿试录取者为进士。

状元：科举考试以名列第一者为元。唐代举人赴京应礼部考试都须投状，因此称进士科及第的第一名为状元，也叫状头。宋代以殿试首名称状元。明、清会试以后，贡士须作殿试，分三甲取士，一甲三名，第一名为状元。

榜眼：科举殿试一甲第二名称榜眼。北宋初期，殿试录取的一甲第二、三名都称榜眼，意思是指榜中双眼。明、清两代专指第二名，第三名称探花。榜眼授翰林院编修。

探花：科举殿试一甲第三名称探花。唐代进士曲江杏园初宴，称“探花宴”，以同榜俊秀少年进士二三人为探花使，遍游名园，探采名花，探花之名始于此，宋代又称探花郎。南宋以后，专指殿试一甲第三名。元、明、清三代沿袭不改。探花授翰林院编修。

贡士：古代向朝廷荐举人才的制度。自唐以后，经乡贡考试合格的叫贡士。清代，会试考中的为贡士。

会元：科举制度中乡试考中为举人，举人会试中式第一名为会元。

举人：原指被推荐之人，为历代对各地乡贡入京应试者的通称。明、清两代，为乡试考中者的专称，作为一种出身资格，中了举人叫“发解”、“发达”，简称“发”，习惯上俗称为“老爷”。

解元：唐代，举进士者皆由地方解送入试，故相沿称乡试第一名为解元。宋以前称解头。

孝廉：汉代选拔官吏的科目之一，为士大夫的主要途径。明清俗称举人为孝廉。

举主与门生：汉代士人通过察举和征辟人仁做官、主持州郡察举的列侯。刺吏、郡称为举主，被举、被辟的贤士便成为举主、府主的门生故吏，后科举考试及第者对主考官亦自称门生。宋太祖之后，进士由御前殿试取录，进士从此成为“天子门生”;同时亦明文规定以后举人不得自称考官门生。

贡生：明、清时府、州、县学的生员，凡已考选升入国子监肄业的称为贡生。意思是以人才贡献给皇帝。

秀才：别称“茂才”。本是优秀人才的通称。汉代以后，成为荐举人才的科目之一。南北朝时，最重此科。唐代初期，设秀才科，后来渐渐废去，仅作为对一般儒生的泛称。明太祖曾采取荐举的方法，举秀才数十人，反以知府为官。明、清两代，专门用来称府、州、县的学员。习惯上也称为“相公”。

5、曹雪芹家是怎么得罪雍正的？

站错了对。